　　在《文化分析》中，威廉斯列出了“文化定义的三个分类”：第一种，文化的“理想”定义，即将文化视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是智慧、精神和美学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第二种，文化的“文献式”定义，即文化是有记录的文化作品和活动，是知性和想象性作品的总称；第三种，文化的“社会”定义，即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艺术和学问、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意义和价值。

　　在威廉斯看来，传统的最精致部分体现在语言和文学中，但并非全部文化遗产都是由语言和文学承载的。因此，有必要不断扩展文化的意义，直至它与日常生活同义。他在回顾文化概念变迁历程后指出，文化不仅是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工业”的反应，也是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反应，涉及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各种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所以，认为道德与知识活动可以游离于实际社会生活而自成一统，乃是“文化”一词的早期意义；而逐渐用以指涉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则是文化一词的当代意义。

　　威廉斯的第三种定义不仅涵盖了前两种定义，而且包括了被前两种定义所排斥、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承认为文化的诸多内容，由此拓宽了文化的内涵、外延及文化研究的领域。在西方传统中，文化和非文化之间曾经横亘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特定的文本，如查尔斯·狄更斯小说、莎士比亚戏剧等，被认为是值得研究的而被选了出来。这一选择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被确定为非文化文本的排除过程。比如，按照“理想”文化定义，就会将人的“理想”发展看做脱离其“动物本性”或物质需要的满足；按照“文献式”文化定义，可能会仅从书写和绘制的记载中看到价值，却将这个领域同人的其他社会生活截然分开。

　　按照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文化不再被界定为只是一套“社会精英”的文化文本和实践，如芭蕾、戏剧、小说、诗歌，而是被重新界定为包括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广告、度假等在内的文化。如斯道雷所说，将文化看做是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一个时期的、一个民族的，还是一个群体的。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来谈论西欧文化的发展，那么人们的脑中就不会出现智慧和美学方面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假日、体育和宗教节日，甚至是诸如海边度假、欢乐圣诞和年轻人的亚文化等活的文化或文化实践。又如，假如文化表达某种意义和价值观念，那么就可以把肥皂剧、流行音乐和连环画这类在精英主义者眼中不是文化的东西当做文化的例子来谈论。

　　威廉斯之后的英国文化研究往往避免回答“文化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避免给自身下定义，不寻求界限分明的知识领域或学科领域。它在各种学院化话语的边缘地带兴起，尤其是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话语以及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理论话语不断地交叉融合。文化研究不是一门学科，没有固定不变的定义，没有唯一研究对象、唯一分析模式，而总是根据特定的历史问题和事件不断地界定自身的工作平台，其所有主张或概念只能通过对特定实践的关怀而限定，并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唯一可以命名的，就是文化研究的目标，即分析作为“感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的文化本身，阐释文化与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关系）的关系。

　　毋庸置疑，文化研究的反对学科化特性的主张源自于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即他强调不仅要关注文化的内在价值，更要关注文化的外在社会关系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这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拓宽了其分析视野，把文化分析看做一个整体，把对思想和作品的文本分析与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并根据特定历史问题和事件而不断地界定自身工作平台。英国文化研究也因此进入了日常生活的文本和实践，并与主张少数人文化至上的利维斯主义分道扬镳。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9月06日第220期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