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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史书上能看到多少人民的声音?能看到多少当时普通人的生活?从史书上找不到的东西，在民间文学里就能找到。”王锦强说，民间口头文学是人民生活、情感最真实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正因如此，近代以来，民间文学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18年2月北京大学便设立了“歌谣征集处”，顾颉刚、刘半农、钟敬文等学者投身于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先后开展过三次大规模的民间口头文学普查：一次是1957年的民歌调查运动，一次是1984年起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普查编纂工作，一次是2002年启动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据统计，这三次普查共调动数十万人进行了200多万次的田野调查，覆盖全国2800多个县，许多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俗语、谚语、歌谣、史诗等第一次被记录下来，被誉为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玛纳斯》就是通过普查发现整理出来的。
这三次普查，杨亮才都参与了。他说自己跑过全国500多个县，从马车牛车到火车轮船，什么都坐过，曾经步行几天去大山沙漠里采风。
与古人不同，现代学者在采集民间资料时，要注明讲述人情况，如身份、年龄、性别等，还要记录采集者的身份、记录的时间地点等。杨亮才说，“这些注释非常重要，否则时间一久，后人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诗经》之所以那么难懂，就是因为没有记下当时的材料。”记者在资料室里看到，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采集的藏族民歌，还是80年代收集的上海故事，都标注着讲述人和记录人的详细信息。
夜晚围坐在篝火旁听老人讲故事是农耕时代常见的景象，但是现代社会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城乡的文化生态，民间口头文学会不会因此消失?
对此，杨亮才说：“只要人们还要开口说话，口头文学就会产生和流传。口头文学永远不会消亡。”在他看来，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民间文学，“现在的手机短信，还有老百姓之间流传的段子，都可以算是民间文学，都应该收集整理，供后人研究。”杨亮才说，“很多短信和段子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同时又非常机智幽默，是老百姓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不收集起来，就可惜了。”
“那黄段子能算吗?”记者问。
“当然不算。民间文学有低俗的内容，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生活本来如此。这些材料当然不能发表，不过有些也有它的研究价值。”
杨亮才说，以前的文人看不起民间文学，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古今中外优秀的作家都注意从民间文学里汲取营养。“汪曾祺是我的老领导和同事，他的小说散文写得那么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非常重视民间文学。《沙家浜》的唱词为什么能写得那么漂亮，琅琅上口，生动活泼，那都是来自民间的话。”
杨亮才说现在自己只关心两件事：一是出版，二是人才。由于销量很小，目前民间文学的作品集和研究著作不易出版。杨亮才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计划全国每个县出一卷，目前只有上海全部出齐。而人才问题就更严重了。“青黄不接啊，现在大学里设置民间文学专业的就不多，学生的基础和知识面也不够。”杨亮才说。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许多大学纷纷将民间文学教研室撤消或合并，民间文学研究逐渐步入低谷。至今，在全国各地社科院的文学所中，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还保留着民间文学室。
王锦强说，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但与之相关的传承人才、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严重不足。“这三类人才也是民间文学保护和研究所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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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1年07月29日08:5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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