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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大家热爱这个事业，要像热爱你们的爱人一样终身与之相伴。
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大学。1995年，康奈尔大学请我到东方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我待了一个学期，我也在那里做讲座。当时在座的都是老外，当时就想，我应该有个什么时候，也把我自己辛辛苦苦调查出来的田野经验，讲给我们自己的学生，10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来到北大了。在讲座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们只能离开学校，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我只读到初中就没有读了，但因而我也有了永远念不完的书。
人类学有100多年的历史，是由洋人提出来的。100年前的大理是洋人眼中的大理，50年代是费孝通等社会人类学前辈眼中的大理，现在则是我们白族人自己眼中的大理，到第三个阶段，人类学在大理生根，我们自己研究自己。在座的王建民老师的《中国民族学》必没有写到local people的研究，我就谈一谈我这个local people如何做研究。
1977年，我到大理州制药厂当仓库保管员，有很多空余时间，可以念很多书，那几年要念马列主义的著作，念完了后，我还坚持每天学英文。我用英语在美国演讲的时候，美国人都听得懂。
我自己选定一个路，我在大理，有南诏大理的历史可以研究。我开始发现很多学者的著作中，对大理的研究有些微的错误。包括向达先生在内，对大理的历史宏观的问题认识很正确，但是对微观的问题也有一些错误。于是我自己给自己立了个课题，研究南诏与白族文化。首先我是仓库保管员，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开会，时间不多，于是每年放假，我就有目的地下乡。有一年过春节，我跑到鹤庆寻找大理国高家的一本家谱，就是那本极有价值的《鹤庆高氏家谱》，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丛刊》都提到过这本家谱。现在的研究者一提到大理高家，我的文章是必须要用的。当时我就把身上仅有的20几块钱给了那家人，于是我就没有钱坐车回家了。我遇到了一个认识的司机他说春节刚开张，免费载人是不吉利的，但是他知道我是做学问的，还是免费把我载了回去。有一年“五一”，有两天的假。我到北汤天，我知道那里有家祠碑，文革他们怕被破坏，就用牛屎、石灰涂上去，保存了下来。我把它洗干净，拓下来，发现董家的父子连名制，共有21代。
这个碑文的资料可以印证历史记载的南诏父子连名制，我找到这个碑，不得了。我写了文章，寄到北京给詹承绪看，1982年，詹承绪亲自到大理来，我亲自带他去看这块碑，他说完全正确，然后就请我去西宁开会。我是一名制药厂保管员，去开民族学的会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我们厂长就说，我让你去，你把我们厂的宣传资料带过去，随便发发。我也就因此去开了当年的民族学会，那个时候开会要交论文，我们单位找不到打字的，就请一个朋友帮忙，他的老婆会打字。可是他们说，星期天他们要买煤，没有时间。我就帮他们买煤，于是她就帮着把稿打印出来，复印了250份。
到了西宁去开会，我穿了件烂衣服，不像今天还可以有条领带来系着。宾馆守门的人不准我进去，后来我只有打电话给会务组。江应梁、何耀华他们说，这些人简直不知道你，你是很重要的。你来云南民族学院我家里，我给你一些书，你拿回去好好念，你会成材的。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课题，也不评职称。我只是想把问题弄清楚。后来，我把民族学当成我的生命、终身的事业。我有个朋友，云南民族学院的教授，刚60岁的时候，退休了，把他所有的书都卖了，他说，他要好好的过了。我想不通啊。虽然我们是本地人，但收集资料还是很难，他就这样把书卖了，我很想不通。我和他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把这读书当成工作，我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即使我死了，我也要把资料保留下来。我们大理学院招收新的老师，高校的毕业生到大理，我都问他们，是不是想作为终身的事业?我们做这个事业是很穷的，不可能发财，作学问要有事业心，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这几十年，到后来才慢慢地有些经费了。后来得到了美国露斯基金会的经费(16万美元)的资助，做云南大理佛教的课题，当年基金会就给了我一台电脑，领导说要安全局批示才能用，这台电脑就在仓库放了两年，直到两年之后才拿出来用。后来，大理申报了一个关于宗教的课题，这个课题何耀华做组长，我做副组长，很多人不满意了，就说，州长都不做组长，张锡禄凭什么做组长?但是老外都知道，you are an important man！因办他们到田野做调查，都要我的资料。此后我做研究的经费就越来越宽裕。有老外问我需要不需要经费，我就说“I need！”但是很多课题，不是看钱的，我都自费，我去喜州镇开会，我自己掏钱下去，我和当地的领导说，我来，不要什么，你们给我买两个喜州耙耙吃就可以了。
来讲我的经验呢，首先想说的是，我希望大家热爱这个事业，要像热爱你们的爱人一样终身与之相伴。有时候也能给你带来欢乐，但是终身相伴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困难的。
这点讲了之后，我就谈谈具体的两个问题。我的两个方向是南诏大理的历史和白族密教
1.南诏大理的历史研究
泰国曾经有人提出，南诏大理国是傣族人建立的国家，周总理指示云南大学来研究这个问题。昆明有很多学者在做。他们的资料也就是《蛮书》、《新唐书》、《旧唐书》、《南诏德化碑》，这些学者的材料不及我的丰富，我关心的是国际上最重要的问题，南诏皇室的族属。泰国的教科书上写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要把这个问题扳过来，该怎么做?
我就用最充足的理由，最踏实的材料，默默地做。我提到了，南诏有冠姓父子联名制，我们的彝族也有，刚才讲，董家是南诏的宗教领袖，他们家里的材料一般的人看不到。我就看到了。高家40几代，杨、赵、李、董，这些名家大姓的家谱都有。这些都是图书馆里的学者找不到的资料。
我调查了很多年，南诏是冠姓父子联名制，我运用地方资料、田野资料(家谱)，这些是大学的学者找不到的。现在我手上的家谱、碑刻是比较全的了。我参加了第四届傣学国际会议，在这个国际会议上，我宣读了我的论文《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白蛮大姓—兼驳“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论”，影响很大。马来西亚的一个学者很激动，他说100多年提出南诏是傣族建立的政权的拉古柏里不是学者。很多人争论。我就以家谱、碑刻的资料来证明，我还能说出，他们的子孙还在，张家有几代李家有几代等等。后来包括很多泰国人就说，好吧，我们再到你们大理来做调查。泰国的诗琳通公主也来到了大理。他们看到了一个老农民，我说，这个人是董家的。结果去问，他说他是第39代传人，后来一翻家谱，果然谱中有记载，是南诏宰相(清平宫)的后裔。他们气冲冲地来，后来终于信服了。白鸟芳郎,（东洋史专家)也来大理，看到了家谱，亲自见识了南诏皇室的后人，信服了。
后来泰国前后4次派专家来考察，每次来，我都不说话，我就请他们看实物，以事实说话。现在好了，我们有人从泰国买了20几本教科书，发现他们已经改回来了。他们把我的两篇论文也收在《中泰关系研究》上面。那次会议里面，我的论文是很重要的一篇，这是美国学者的评价。我的那篇文章，有稿费，400多块，是当时我10个月的工资。我就是认认真真做调查，在关键的时候说出关键的话语业，该与国际接轨就与国际接轨。所以，白鸟芳郎给我的书再版写的评语，有很高的评价。何耀华评价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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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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