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完《谁来决定我们是谁（上）》（《上海书评》3月20日）这篇，我不由地想到，一个民族的确需要民族归属感，需要民族忠诚度，但同时，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普遍弥散的民族情绪，也似乎不应偏离科学的校验结果太远。
从近数十年的研究来看，“人类源自十万年前第二次走出非洲的现代人”之说，已经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类学家的赞同。这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六十万年前的蓝田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二十万年前的大荔人、十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及马坝人等等一系列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猿人，与今天中国境内的任何人类，都绝无任何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与其将它们看作我们杳茫但克绍已久的祖先，不如将它们看作是已经灭绝了十万年的初等智慧生物；对它们的称呼，应该是“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等，才更为准确。中国史的展开，也绝不应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那样始自一百七十万年前的某一群猿人，而应该始自大约三万年前自中南半岛进入现在中国境内的几支现代人。至于三万年前再之前的状况，那已然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而非人类的历史了。
那么，“汉语人群”的血缘起源，最远可以追至多远呢？我们顶多只能追到六千年前大致在西北中国的那群讲汉藏共同语的人群。这群人中再有一支向东迁徙，然后分化出讲一种最古老的“汉语”的人群。在这群人迁至华北后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原始部落中，是否有一个部落首领或部落本身叫做“黄”？是否还有另一个部落首领或部落本身叫做“炎”？我们不知道。我们甚至已经不可能知道，在无数部落的相互斗争与联合之中，是否存在两个有着特别影响的、相互联姻的部落。
但是我们已经确知的是，大约在两千五百年前，“诸夏”（复数的“华夏”）只是华北范围内许许多多讲着各种语言的居民点中文化较发达的那一部分，“诸夏”的核心所说的语言即被称为“夏语”（即“雅语”，夏、雅二字古同），它是现代汉语诸方言的祖先。在被称作是“中原”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内，诸夏与不讲“夏语”的戎狄长期地交错杂居。周初周公的长子伯禽封于曲阜，而曲阜外面即为夷地，所以伯禽有时连都城东门都不敢打开（《尚书·费誓》）；西周诸王远非我们现在想象中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根据夏含夷的研究，他们甚而会偶尔向淮夷进贡；有的处于华北的戎狄之国——如中山——也居然能够取得正式诸侯国的地位。如此种种只能说明，将“中原”地区视为“诸夏”理所当然的、排他性的祖居地，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想象。
这不是说“祖居地”这个概念本身是错的，而是说，我们不能把祖居地的概念无限制地用于历史时期。否则，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的祖居地就只能有一个指归：非洲。土耳其人自隋唐起一步步自蒙古高原西迁至小亚细亚，而且他们自身也在一步步地迁徙中由黄肤塌鼻的蒙古人种变成白种高鼻的高加索人种，但是毫无疑问，小亚细亚仍然算作他们的祖居地。这是因为，祖居地的概念是指，在民族主义刚刚开始发育之时（而非更早），该民族主体所处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实体所代表的区域。这个政治实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省份，或者是一块殖民地。正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汉民族的民族主义被激起之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整个东部中国都是汉族的祖居地。但实际上，即便清代，也还有士人将江南视为处于“中国”以外的百越之地；科学研究的结果更表明，南方汉人与北方汉人的基因差距，要远远大于南方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基因差距或北方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间的基因差距。
分子人类学可以表旌出的一点即是：是想象而非事实，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亿的血缘关系极其疏远、来源极其复杂的人群，捏合为了一个称为“民族”的共同体。中国人的家谱，大致可能包含有三部分信息：第一部分是可以说得清的世系，多则十数代，少则三、五代；第二部分是攀附的部分，同姓乡绅、名人都被列入其中；第三部分则是先秦世系，所有姓氏都被追溯到某个周代诸侯国，进而追溯到黄帝之上。这中间无数血缘上的缺失环节，就只能靠纯粹的想象来填充。缺乏了这份想象，一个民族也就只能散落成了真实可见的一个个家族。民族主义有时会使人崇高，是想象力让我们变得崇高；民族主义也有时会使人狭隘，那则是我们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来包容他人。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04-17 02:15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