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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桥不再有杜月笙和董竹君的身影，
居民少了些谈资，但依旧过他们的平常日脚。
事情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说起。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以南通惠河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史称八里桥之战。法国政府为纪念与彰显本国的武功，晋封此役的法军统帅蒙他板（Montauban, comte de Palikao，又译“孟斗班”）为“八里桥伯爵”，并把巴黎二十区一条街命名为八里桥街（rue de Palikao）。1865年，上海法租界当局凑热闹，把境内一条新辟的马路也定名为八里桥街，即今云南南路。上海人不能接受这个羞辱祖国的路名，遂以谐音呼作八仙桥街。有了这条街，就有了八仙桥。
《上海掌故辞典》“八仙桥”条目：“旧桥梁名，跨周泾（今西藏南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之前，周泾是法、华两界的分界河，河东是法租界，河西是华界。1900年时，法租界扩张，周泾西面的打铁浜（今自忠路、顺昌路、太仓路、重庆中路）以东地区被划入法租界新界。为沟通与新租界的交通，法租界在周泾的北端，即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修建一座木桥，因桥近八仙桥街，而被叫做八仙桥。后人不明桥名之由来，遂讹传这里曾是八仙到过之地。”
原来如此。我是在八仙桥街区长大的。这个泛指的地名包括的范围，大体上东至西藏中路，南至淮海中路，西面至少应到嵩山路，北面到宁海西路乃至更北的延安路。我从小喜欢这个地名，觉得远比附近的南洋桥、东新桥乃至太平桥更有意思。当然不相信真有八仙，尤其是中国神仙中最富有人情味的吕洞宾和铁拐李，曾在此地游戏人间。但至少愿意想象，脚下这块土地曾是水乡一个小市镇或小村落，曾有过“闲梦江南梅熟时，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的情致。后来查出八仙桥的来历令我有幻灭之感，不过这不妨碍在我的记忆里，不是邻近的有洋味的淮海路，也不是四大公司并立的南京路，这里才是最典型的中国近代市井。
提起八仙桥的往事，论资格，首先会想到黄金荣。除了晚年住漕河泾黄家花园，此人一生的活动始终以八仙桥为中心。他第一个公馆在老北门民国路同孚里，后来住进八仙桥的核心地带，龙门路淮海路口的钧培里。每年腊月十五，他在八仙桥发放冬赈。他有了钱，不是开戏院便是置地产。黄金大戏院在金陵路西藏路口，大世界和共舞台也都近在咫尺。解放后他被罚在大世界门口扫地，据说闲下来就搬张椅子坐在钧培里口，望着街景发呆。
杜月笙后来居上。他投入黄金荣门下当小脚色时，住在黄宅的灶披间。风云际会，凭借能力和手段，他靠贩卖烟土和开赌场发家，终于“泥鳅变鲤鱼”，鲤鱼跳龙门，成为法租界的“教父”，同时“强盗扮书生”，化身为金融家、企业家和慈善家。他娶了几房太太，有多处房子仍嫌不够住，决定自造公馆。黄金荣在跑马厅后隔两条街，距离大世界不远的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有两亩地皮，就慷慨送给他。另一位大亨张啸林要跟他做邻居，他索性送张家一半地皮。1920年代，两家各造一幢同样格局的房子。头进中式，两层楼；二进西式，楼三层；两宅中间隔一道砖墙，开一扇便门。陈存仁《阅世品人录》第六章《杜月笙江湖义气》里有一张杜宅的平面图。他说：“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解放后此宅归某单位使用，我曾路过门前，觉得并不起眼，绝对比不上后来东湖路的杜公馆。
杜公馆里故事多，有的故事能进入历史。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以杜月笙的青帮势力为奥援，正式在上海发动“清党”。事前，他们需要除掉当时的上海工运领导人、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杜与汪本来在场面上有点来往，便由他出面，请汪于4月11日晚来杜宅相商要事。我们以前也知道汪准时赴约，中伏，被杀，但对细节不太了解。章君榖著陆京士校订的《杜月笙传》对此事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当晚7点，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内埋伏重重。门外有一支机动部队，包括两部汽车。其中一部上除了司机还坐好两名彪形大汉，停在华格臬路通往李梅路的转角。汪的车子在杜公馆门口停下，汪下车。此时，李梅路转角的小包车开始徐徐滑动。汪到门口，门灯亮，铁扉开启后随即关上。那辆徐徐滑动的车子驶近汪的座车的左边。两扇车门同时打开，跳下两条汉子，挟持汪车的司机和保镖，开走。汪进宅，在客厅檐下前即被埋伏好的杜门“四大金刚”擒住。杜在楼梯口观看，高声关照：“不要做在我家里噢！” 此书作者有意点缀一点“本地风光”，在书里不时插进几个上海方言词。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很遗憾作者没有让杜月笙说浦东上海话。“做”应是原词，周立波的“奈伊做脱”本此。但是杜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应是“勿要做啦我屋里厢”，而且把“勿要”读成一个音wiao。多集纪录片《外滩》据此再现了这个场景，也让杜月笙照说“准官话版”，逊色不少。
“四大金刚”劫持汪上车。《杜月笙传》作者接着写道，“后座里，芮庆荣和叶焯山四条铁臂，把浑身动弹不得的汪寿华，紧紧箍住，尤其芮庆荣那只蒲扇大的右手，仿佛五根钢条，他始终紧握汪寿华的口鼻使汪寿华既透不过气，又喊不出声。他只有竭力扭动全身的肌肉，在作无效的挣扎。”车到枫林桥，芮庆荣下毒手了：他“运足全身气力，集中在他的右手五指，那五根钢条自汪寿华的口鼻移向咽喉。动作快得不容汪寿华发一声喊，车中各人只听见他喉间咯咯有声”。下文，作者根据叶焯山的讲述记录乃至描写了汪寿华的临终挣扎过程，像是一个长镜头，加倍渲染暴力。我读到这里很不舒服：即便作者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作为一部传记，甚至作为文学作品，有必要这样考验读者的神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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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05-22 03:2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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