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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你曾说“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强调学术环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如何看待两者关系？
王汎森：科学的创新、知识的创新，是非常不确定的，而政府或学术领导机构的管理方式是要计划确定的东西，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冲突。当然没有计划、没有轨道，它会乱跑。但是富有创造的东西往往都是未知的、不在轨道上的、飘忽且不确定的。许多新知识一开始看起来很稀薄，很不确定，很不稳，很敏锐，一触即散，没办法完全容纳在“计划”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东方早报：你曾撰文《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以英国哲学家伯林为例谈横向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你能结合自身的研究实践谈谈台湾横向学术交流的状况吗？很多学者谈及在上海做研究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型，而在北京，学者群体的互动很密切，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汎森：其实我了解得不是很多，没办法乱下判断。我倒觉得，文化界之间的交流很多，像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台湾文化界，就是台湾解严前后，那是最辉煌最热闹的时候，最能激发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再比如说芝加哥大学，是美国研究风气最盛、最有成就的大学之一，它总是刻意地把不同系的人放在同一栋楼，让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用午餐。因为它们知道，现在学术专业性越来越强，像19世纪末维也纳咖啡馆那种热切的横向交流，愈来愈少。而知识的火花、拼图，很多残缺掉的拼图，使得很多表面看似无用或表面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转为大用的东西，又都是在那种环境下出现的。所以西方很多杰出的大学创造各种条件，用各种方式来让相同学科乃至不同学科的人碰撞在一起，自然地去交流、去激发。
比如去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那两位师徒（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他们以石墨烯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做得都很简单又很有创意，比如石墨烯的取得，就是用胶带从石墨上撕起来，那竟然是用最好的机器都做不出来的薄的石墨烯。他们的许多想法都是他们老师每个周末在家里开科学狂想派对时想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交流的风气不强，主其事者要尽其可能去创造那样的条件。聆听是很重要的，圣人的“聖”字就是一个耳朵旁。现在虽然学术讨论会变多了，但是像19世纪末的维也纳那种热切的交流却变少了。
现代学者变成了寂寞的知识分子。
培养人文学科像养孩子
东方早报：你去年底在《南方周末》撰文，说台湾的知识分子文化似乎渐趋没落，而在大陆，这些年关于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历史的书写非常受欢迎，像西南联大毕业的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上学记》风靡一时，能否谈谈对两岸知识分子文化一冷一热现象的理解？
王汎森：对大陆的知识分子文化，我了解得不算多。我在成功大学的论坛讲过一次“知识分子的没落”，没想到下面坐了位《联合报》的记者，回去报道了半个版。隔天，很多人都问及这件事，可见这个问题在台湾还是有很多人关心。“知识分子”有这么长远的历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突然间却没有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了。现在台湾人似乎觉得自称“知识分子”有点过时，觉得是老派的人。在学生中以“知识分子”自期的人似乎也不多。那他们觉得自己是什么呢？“知识分子”比专家还要多一点内涵：要有公共的关怀、现实的关怀，要有使命感，要有一种对公共利益维护的责任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后面，有种气氛及使命在那里。
现在台湾一般学者大多只愿意唱“艺术歌曲”，不再唱“流行歌曲”，也就是大家多专注于学术研究，不太愿意理社会应用或现实关怀的层面。所以原先“知识分子”关心、承担的现实关怀的部分，表面看来有三群人把它分掉了：一个就是各种运动的参与者，生态的、环保的、反核的，或是维护古迹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另外一个就是媒体的工作者，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取得各种相关的知识，google一下，起码的背景知识都有了，所以谁都可以评论，不像以前要专门学者才能办得到；还有一个就是名嘴，名嘴把知识分子评论时政的部分取代掉了。可这三群人都没有说他们是“知识分子”。
对这个现象，我没有解释。我是个历史学者，我重视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已经有十来年了。后现代主义可能对于它有不小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对于宏大叙述，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期许，好像觉得有点过时。后现代主义者觉得带一点冷、一种嘲讽，看起来才帅。知识分子的风格好像跟后现代主义所讲的东西不太协调。
东方早报：许倬云先生说，在“中央研究院”，文史在20世纪是很重要的学科，但在21世纪，生物科技压过了一切。你也说，台湾地区有个现象，人文学者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你觉得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
王汎森：这十多年来，学术界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生物科技光芒四射。基因解码成功以后，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出现，生物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了。比如治病的方式都可以有不同，像个人化医疗，根据基因特色针对性地用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可以做到了。数理、人文跟社会科学，好像没有这么宽大的新天地，所以媒体整天讲的就是生物科技的新发展，把镁光灯都吸引过去了。不要觉得好像就只有人文感到孤独，数理其实也是一样的感觉。
另外，高等学府过度往产业化、商业化的方向走，也使得人文跟社会科学很寂寞。因为人文学科不容易跟产业化跟商品化扯上关系，所以在学校里它随时随地都要说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本来人文学科就像养孩子一样，养孩子，你就一定要投资，不必把利益回收的想法放在它身上。可是因为现在的学校，大部分这些学科都是在一起，所以一个学科的标准就要用到所有的学科上，这也造成人文学科的一定的困境。你要先费尽唇舌地说明自己是谁，才能不太安稳地在那里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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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作家－东方早报 2011年4月21日 10:3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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