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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远夷慕德歌诗》：“蛮夷所处（偻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路且拣雒）。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泸漓），部人多有（菌部雅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垒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这首诗通过汉、夷两个地区的比较，表示爱慕中原的礼义文明，愿意向心归化。说他其所以涉危流、历险道，不远万万迢迢朝见汉朝君主，就是为了学习先进文明，以期改变落后的风俗。
第三章是《远夷怀德歌诗》：“荒服以外（荒服之仪），土地硗确（犁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梨），不见盐谷（莫碣粗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徙优路仁），触冒险狭（雷折险龙）。高山歧峻（伦狼藏幢），缘崖磻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历髭雒）。父子同赐（捕苣菌毗），怀抱匹帛（怀槁匹漏）。传告种人（传室呼敕），长愿臣仆（陵阳臣仆）。这首诗记叙白狼王唐菆父子一同到达浴阳朝觐受到赏赐的历程和心境，表示愿意永远向汉朝称臣，充当藩属。
以上三诗虽然分别标题，但能连成一体，每首虽各有重点，内容却穿插交错，故既可以独立成篇，而总的题旨却同是赞颂汉王朝的功德，表示诚心归附。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就取得了思想统治的地位。这三首诗作，无疑都受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如“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就是“君权神援”的谀词；其它“慕义向化”、“携负归仁”，都是儒家理论所追求和崇尚的目标。孔子政治思想的最高准则就是“天下归仁”（《论语·颜渊》），使“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作品产生在1900多年以前，正是这种儒家思想在民族关系史上的反映。
《诗经》的颂诗部分大都是诸侯公卿向周天子的颂歌。《莋都夷歌》的产生，无疑是受了《诗经》颂诗的启发。益州刺史朱辅向皇帝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这个话正从诗章产生的政治意图揭示出了作品与《诗经》的渊源关系。作品出现在汉乐府民歌五言体和杂言体成为主要形式之际，却采用四言体格，也说明了步武诸侯献诗周天子的用心。
诚然，如同《诗经》一样，《莋都夷歌》也是一种庙堂文学，比较缺乏文学作品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但作品也有象“蛮夷所处，日入之部。慕义向化，归日出主”这样的诗句，从地理位置的差异，引日入日出作比，形象地表达了“向化”之心的必然，给人以回味的余韵。也如同《诗经》颂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一样，《莋都夷歌》由于产生的时代较早，且有原作的汉字记音，因此对于民族文学史、民族关系史、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的研究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梁启超在《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一文中指出：“《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白狼王唐菆等《慕化诗》三章”，是“古书中之纯粹翻译文学”，“实我文学界之凤毛麟角”，又说“原文俱传，尤难得”。明代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公以诗名，钱谦益撰《列朝诗集小传》说到木知府时，说选录木公诗作“登而进之，不使与蒙齿龆，俾后世知有明之盛，非汉代白狼盘木之可比也”。显然，钱氏将木公诗作登而进之，是受《莋都夷歌》被传送京师的启发和影响。
关于这一组诗的作者白狼王唐菆的族属，早在三十年代初期王静如先生就在《东汉西南夷白狼慕义歌诗本语译证》一文中就对歌诗用语作了深入研究。通过字例分析，结论是“与倮莫语组最接近”，属藏缅语族，并且指出：“白狼”即歌诗中两次提到的自称“偻让”；“白狼”和“偻让”具有明显的音变关系（见《西夏研究》第一辑。民国二十一年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刊甲种之八）。按彝族旧称“罗罗”。古代译写少数民族称谓多无定准，据音拟字，任意下笔，各行其是。象“罗罗”的语音汉字就有“卢鹿”、“罗落”、“落落”、“罗苏”、“倮倮”等多种记音形式。原作“偻让”两见，即是“罗罗”异写。
纳西族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据歌诗原作和现代纳西语比较，认为有90余字基本相同或相近，语法结构亦相符，说明白狼语和纳西语具有亲属关系（《么些民族考》，见《民族研究集刊》第四辑）。彝族、纳西族、傈傈族、哈尼族、拉祜族的语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莋都夷歌》的白狼语和这几个民族的语言都具有亲属关系，也就是自然之理了。据民族学家考订，彝族、纳西族等都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所以，《莋都夷歌》的作者白狼王唐菆既可以说是羌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先民，也可以说是民族分化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羌人。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02期，第5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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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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