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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撒敦：意为“亲戚、亲眷”。元李直夫《虎头牌》剧二折大拜门曲：“我可也不想今朝，常记的往年，到处里追陪下些亲眷；我也曾吹弹那管弦，快活了万年，可便是大拜门撒敦家的筵宴。”元贾仲名《金安寿》剧四折早乡词曲：“对着俺撒敦家显耀些抬颜。”
⑤牙不：亦作哑不哑，意为“走”。《射柳捶丸》剧三折党项白：“杀将来，牙不！牙不！”。《黄花峪》剧一折蔡净白：“你道无唱的，你问那秀才，借他浑家来，与我递三杯酒，叫我三声义男儿，我便上马，哑不哑刺步就走。”
从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那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大多都是体现蒙古民族独特的民族风俗事物而且在当时深为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所理解与接受。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当时社会蒙汉文化间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杂剧作家，诸如关汉卿、王实甫等杂剧大家也乐于在作品中穿插一些蒙古语，使语言配合音乐曲牌，在相应的故事情节中出现，对刻画人物起到“点睛”的效果。如关汉卿在《哭存孝》中的李存孝一上场，就说了一连串的蒙汉混合语：
米罕（肉）整斤吞，抹邻（马）不会骑，努门（弓）和速门（箭），弓箭怎的射！撒因（好）答刺孙（酒）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醉），跌倒就是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刺孩（贼），都是狗养的！
将一个无赖好吃懒作，游手好闲，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通过廖廖数语勾勒出来，读起来也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增强了戏剧语言的讽刺效果。
可见，蒙古语的注入元杂剧，不仅丰富了剧本的内容与词汇，而且在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以及娱乐的功能上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元杂剧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三、作家的创作
在元曲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蒙古民族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杂剧和散曲作家。这些作家中有开国元勋、位极人臣的丞相伯颜，官居显位的不忽木、阿鲁威、孛罗，亦有与权位无争，“乐府出人头地”的童童、杨景贤等人，作家队伍十分丰富。他们身为蒙古族人，具有蒙古族人天然的心理素质及精神品质，创作出为数不少的高质量的作品，成为元杂剧、散曲光辉成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杰出的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据明初贾仲明所著《录鬼簿续编》介绍：“杨景贤，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故元蒙古氏，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琵琶，号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阵花营，悠悠乐志……”，由此可知，杨景贤身为蒙古族人是有根据的。他的杂剧共有十八种，其中只有《西游记》、《刘行首》两剧全本传世。
《西游记》杂剧是杨景贤的代表作，主要流传的是明万历年间的刻本，题名为《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这部杂剧的出台，不仅纠正了那种“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则唯汉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偏见，而且在体制结构、唱腔、人物、宫调等诸方面都予当时的杂剧本身以深刻的影响。
体制结构方面，《西游记》杂剧以六本二十四折的宏篇巨制打破了杂剧一本四折的短小体例，是元杂剧中最长的篇幅。这一创新，便于表现更丰富复杂的内容，胡明人“弥伽弟子”在其卷首“西游记小引”中书：“自《西厢》而外，长套者绝少，后得是本，乃与之颉顽。嗟乎！多钱善贾，长袖善舞，非元人大手笔，曷克臻此耶”。另外，此杂剧每本前面都有四句七言诗，后有“正名”的四句六言诗，每折前面都有四字标题，六本格式统一整齐，让人一目了然。如第二卷卷首的七言诗为：“绛坛宝日丽璇霄，淑景当空午篆高，三殿尽如灵宝界，诸天齐降紫宸朝。”四折的标题分别为“诏饯西行”、“村姑演说”、“木叉售马”、“华光署保”。末尾正名“唐三藏登途路，村姑儿逞嚣顽，木叉送火龙马，华光下宝德光”。在唱腔上，《西游记》杂剧打破元杂剧一本以至二本三本均由一个角色唱到底的体制，一本安排多人唱，适应了人物多、剧情长剧本的特殊要求。是元杂剧表演形式上的一个进步。在宫调上，此杂剧的宫调转换借用较多，打破了元杂剧一折一宫调的框子，适应了表达人物感情变化的需要，避免了音乐旋律的平扳，体现了声情与词情的紧密结合和跌宕多姿、曲折变化的特点。如第十四折（中吕粉蝶儿）之后，马上接（正宫六么遍），又转接（中吕上小楼）等五支曲子，然后又换（般涉调耍孩儿），一折之中三换宫调。这种现象在元杂剧的其它剧本创作中是不常见的。在人物塑造上，塑造了众多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形成一种诙谐幽默、轻松活泼的语言艺术风格，使元杂剧在普遍通俗化的特点中增添了另一种趣味。
总之，杨景贤的杂剧在艺术上的这些创新将杂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大手笔”的写法，与汉族作家文人相比亦毫不逊色。
《西游记》杂剧另一伟大成就在于它对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的重要影响。在这里不做进一步的说明。
同时，蒙古族中的一些散曲作家，也以自然质朴、不事雕琢的艺术手法，雄浑豪迈的气魄，创作出了一曲曲优美动人、荡人魂魄的散曲，点缀着元代的文坛。
丞相伯颜的一首小令（喜春来）开了蒙古人作散曲的先河。“……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勾画出一代佐命开济功臣的独特形象，表现了那种乾坤自在掌中，山河控于笔下，雄决一世的气慨。不忽木的《仙吕•点绛唇•辞朝》套数集中反映了他不恋高官厚禄，羡慕平民生活，希望“寻几个知心友”，从而“乐以忘忧”做个“林泉叟”的平淡心情。阿鲁威的散曲创造了一种孤寂、悲悯、开阔豪放的意境，“过隙光明，尘埃野马”，“故国山河，水落江空”。用字凝炼传神，让人回味无穷。正所谓“意生文外”。他的怀古小令，格调昂杨豪迈，气魄宏伟博大。《折桂令•怀古》中，开头“问人间谁是英雄？”点明题意，接着分三小节讴歌魏、吴、蜀的代表人物，最后综合为“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结构严谨发人深思。孛罗的散曲，反映了他不满官场倾轧，鄙薄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辞官》套数的《梁州第七》中：“撒会顽，放会耍，拼着老瓦盆也醉后扶，一任他风落了写纱”。透露出辞官后与村民玩乐，无忧无虑的心态，语言通俗明快，爽朗流畅。
综观以上蒙古族作家的创作，无论是杂剧还是散曲，都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都达一了一定的水平。他们作为一股旺盛的力量，推动着元曲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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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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