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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本是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记录与研究历史的方法，是人类知识传播和史家记录历史的一种古老的方法，只是在文字化的文明过程中逐渐被人忽略与轻视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口述方法开始才受到部分美国学者的重视，此后欧美学界日益推广。口述史从现代历史科学内部分离出来，正在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大众生活史、社会文化史的盛行，口述史日益发展。而且，录音、录像设备的普及，数码相机的推广，为平民大众参与口述活动提供了可能。口述史发掘了大量沉默的人群，让“事件”的参与者直接与“历史”对话，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史学，不仅可以填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校正认识偏差，而且越来越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个性特征。
中国的口述史研究比发达国家动手要迟，上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兴起，但是也并非一无进展。据笔者所知，十余年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性别学等各种专业背景的知识人、电视人甚至普通国民，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口述记录的行列。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2004年得以建立。一批高质量的如何做口述的书籍相继出版，其中有翻译的，也有原创的。复旦大学于2008年成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则更早，约在10年前就设立口述史中心，出版每年一期的《史林·口述专刊》，正在实施庞大的“上海口述历史”计划。川中奇人樊建川投入上亿资金，征集了难以计数的各类资料，正在建设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群。云南的戈叔亚对远征军及滇西战场进行了长期、艰难的调研。北京社科院的张西研究员对延安时代女兵的口述记录，大连的李小江教授推动的“20世纪(中国)妇女”计划，尤其是上海作家叶永烈对当代政治人物的采访和记录、宋路霞跟踪老上海的大家闺秀、豪门世家，均成果斐然。笔者的一些朋友们如王选、刘宝辰等致力于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长期下乡上山，分别对细菌战、毒气战、强制劳工、“三光”政策等的幸存者进行录音、录像，已积累大量的资料。还有人在做“文革”、大炼钢铁、反右运动、留学生涯、知识青年、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少数民族、当代学人、女性史、吸毒者、艾滋病人等专题的口述调查。作为中国第一个纪录片专业频道的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积累了大量素材，如犹太难民逃往上海、日本残留孤儿“魂归何处”、上海的老克勒等，可谓百花齐放，缤纷多彩。崔永元所说的“全中国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资料加起来，也比不上日本或美国一所大学所收集的数量多”之观点，笔者当然不能苟同。
崔永元以一著名电视人的身份，登高而呼，投入口述历史的记录之列，采访了数以千计的抗战老人，收集大量口述历史影像和历史照片，纪录影像数万分钟。《我的抗战》刚问世便获得很高的评价和关注度。正因为如此，在笔者出席的“论道竹叶青·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活动中，崔永元团队获得了年度记录者的称号。颁奖词称，“崔永元先生及其团队，以庞大的工作量，完成了一件抢救正在消失之中的抗战历史记忆的重要工作，制作了珍贵的音像文字资料，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崔永元雄心可嘉。
但由于参与者史学素养的参差不齐，对口述史理解的深浅不一，因而完成的作品的质量也高低有别。笔者经常观看和评论历史纪录片，由于仓促和不严谨，出现的史实错误可谓不胜枚举。就以崔永元近作的《我的抗战》为例，也并非完美。有些学者已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有人严肃指出，该同名的电视片和书籍“暴露了主创者、制作者和历史学者们的草率、马虎，基本功不牢等问题。”如淞沪抗战中的“八百壮士”，崔永元说，“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800壮士在四行仓库浴血奋战抵抗日军，威震天下。而当他去寻访这些壮士中的在世者时，发现仅剩下3人，其中一人甚至已经不能言语。就在几天前，四行仓库800壮士中的最后一位杨养正老人也离开了人世，这段历史事件现在已经没有了当事人。”其实，谢晋元所率的88师524团的一个营，人数不到400人，为壮声势才号称“八百壮士”的。
当然，不是历史专业人士的崔永元，出现这些状况是情有可原的。要使得口述材料有价值，传诸永远，需要专业技巧，需要史学休养，更需要有干一番事业的精神。对获取的口述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后期的考证功夫，自然马虎不得。在口述史领域享誉盛高的唐德刚教授，在谈到他的经典之作《胡适口述自传》等时曾言：“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
笔者也在从事口述史研究。自1993年以来，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群体，记录这群遭受旷世奇辱的老人战时和战后的遭遇。前后历时18年，可以说苦甘备尝。现在这些幸存者大多远去。所以，笔者与崔永元有同感，就是时不再来，迫在眉睫。
对于中国口述史的明天，笔者不仅不悲观，而且我们正在迎来口述史的春天。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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