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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末北京城市空间与居民节日生活特征的形成
在对明末北京居民节日生活的特征进行分析论证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的。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只有放在北京城市空间中，将其与这个空间中的诸多要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够得到较好回答。具体而言，则主要是由以下因素促成的，而这些因素的形成又往往与北京都城地位的确立有密切关系。
有关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学界说法不一，但最保守的说法也承认元代时北京已成为封建王朝的唯一都城。虽然明朝开国时北京本非都城所在地，但朱棣即位后，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决定迁都北京，重新营建。这一决策迅速提高了北京的地位，使其一跃成为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城市。首都地位的确立，改变了北京城市空间的四至，也极大地促进了北京城市的发展。
1、明末北京城市空间的四至决定了居民节日生活的主要区域范围。
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城墙可以说是比较明确的城市空间的边界，城墙的建设基本上限定了北京城市空间的范围。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造的，明初为了巩固城防，将城市北部比较空虚的地区加以紧缩，新北城墙向南缩入五里，永乐迁都后，南城墙则向外拓展，即从元代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一线向南扩展到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北京南城三门之外，逐渐形成了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同时，城南又是官方重要祭祀场所的所在地，为了应对城市发展和帝都防卫的需要，嘉靖年间又修建了北京外城。外城的修建，不仅将城南这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纳入城墙的保护范围之内，而且大大扩张了北京的城市空间。明末北京居民的节日生活正是主要在这一空间范围及其附近区域形成的。而在这个空间及其附近区域的山山水水、风景胜地也往往成为居民在节日期间趋向之地。
2、经济迅速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早在1959年，许大龄先生就撰文探讨了明代北京的建都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北京的建都加速了北京地区经济的发展，土地占有关系起了一定的变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为之改观了。”[19]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各种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需要的大幅度提升主要依靠市场，而皇室、官府、权贵们对奢侈品的追求也大大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当时“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20]，形成了商业的繁荣，在北京城内城外，不仅有多处店铺密集的市肆繁华之处[21]，还有形成较大规模的定期集市。比如绵亘十里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为期的城隍庙市以及东华门外的灯市。集市之上，百物杂陈，生意兴隆。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深刻地影响到北京居民的生活方式，反映在节日生活中，就是购物成为节日生活的重要内容，街市成为重要的节日活动空间。
3、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变迁。明朝初年，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北方经济凋敝，居民稀少，据洪武二年北平府统计，全府仅有14974户，48973人。[22]到嘉靖时，正阳、宣武、崇文、德胜诸门外，“居民稠密”，据兵科给事中朱伯辰估计，大约有“数十万户”[23]之多，如果加上城内居民，数量当更加可观。这些居民的社会身份极其复杂，其中既有伴随着中央政府的迁入而生活于此的皇室、贵戚、功臣、中官以及一般官僚等权贵势要之人，有看准商机孜孜逐利的富商巨贾，有生产资料较少主要依靠劳动贩运为生的小工商业者，有通过为官府、皇室、富商巨贾、小工商业者工作、服务而谋生的军人、奴仆、工匠、雇工、宦官、宫女，有以相面、看病、看风水以及各种卖艺、卖身活动为生的医卜相巫艺妓，还有三姑六婆、乞丐光棍、游方僧道等各种闲杂人员。可以说，在明末的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北京这样拥有如此复杂的社会构成。这些居民有北京土著，亦有大量客居者，他们以不同的身份携带着各自的口音、文化、财富、追求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从而大大增强了城市的异质性，北京成为典型的“五方杂处，风俗不纯”之地。体现在节日生活中，便是明显的群体差异性：在同一个节日时间里北京居民的不同群体过着并不相同的节日生活，对节日空间的使用也复杂多样。
4、首都地位确立还意味着各种举行官方礼仪建筑和场所的设置，而官方礼仪的举行时间往往与民间节日的时间同步，虽然官方礼仪的主角只是皇室成员、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名流，但在很多场合中，这些礼仪活动都是可视的，普通民众并不被排斥旁观，甚至他们在礼仪中还能够主动地参与，比如在立春节的迎春活动中，儿童们就可以用瓦石掷击迎春队伍中的人员[24]。因此，这些建筑和场所的存在虽然显示了群体的差异性，却也标志了节日活动空间在总体上的扩张。此外，帝都地位的确立以及与此相关的权贵富有人员的聚集、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也使寺观庙宇、园林、酒楼、茶肆、坊曲、桥头等公共空间得到迅速发展，它们同样成为北京居民节日期间栖身的重要场所。
5、北京城市空间里的社会风尚。社会风尚，指一定时期流行的社会价值观、追求取向、审美心态及其所表现的社会的和生活的行为。它根本上是一定时期经济、政治、观念的反映。明朝初年，民生凋敝，人以“敦厚俭朴”相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商业获得极大发展，明代中期以后，社会风尚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普遍地追求人性的自由和自我的张扬，以浮靡奢侈相高，以感官愉悦为求，“声色”对人生的价值得到肯定[25]，“生活”本身也被赋予了“道”的意义，如李贽所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26]，焦竑也从“人非食不生，非菽粟不食”的常识中悟出“日用饮食，靡之而非道”的道理。社会中普遍弥漫着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袁宏道所谓的人生五快活[27]正是享乐主义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极佳说明。虽然这一社会风尚并非为北京所独有，但在北京却表现十分明显，人们的节日生活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因为与以从事物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平常日子相比，节日以物质消费为核心内容，更具有追求享受声色之娱的合法性。对人性自由的追求以及享乐奢侈之风影响节日生活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节日时间的拉长。碧霞元君诞的庙会之期竟然达18天之久，让北京的四月显得热闹非凡。腊月和正月更差不多整月都处于过节当中。表现之二在于它令节日中的高消费现象十分普遍，如《北京岁华记》，灯节宴席间“相尚以黄瓜豆夹为供。一瓜之值三金。豆一金。……牡丹芍药蔷薇俱有花。较春时薄小，一瓶值数千钱。”[28]另外，愉悦身心的游赏、游戏活动普遍存在于节日生活之中也与其有密切关系。
6、空间是压缩的时间，明末的北京城承载着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历史地形成的地方文化(包括习俗文化)使北京居民的节日生活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色。比如正是因为有元人对邱处机的推崇，才有正月十九(此日为邱处机生日)于白云观(元太极宫故墟，邱处机曾被诏居于此)耍燕九习俗，如《帝京景物略》所载：“今都人正月十九，致浆祠下，游冶纷沓，走马蒲博，谓之燕九节(又曰宴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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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第119-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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