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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从1952年您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到1987年南下广州承担起发展南方人类学的重任，期间您主要从事民族识别、原始社会史、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工作。1990年您却提出研究广东、研究汉族、研究现实问题的主张，那么，这种学术转向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在您看来，对广东汉族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哪里?
黄：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了三十五年半，做了一些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80年代前半期花了很多时间做大百科民族卷民族学部分的审稿定稿工作。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相结合，我开始从事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很明显，在学科被撤销了三十多年以后刚刚恢复，百废待兴，首先要补课，学习、研究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任务，也是中国人类学复兴的需要。梁钊韬先生于1981年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带着他的计划书赴京，在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开会征求意见，后来又寄来教学计划，其上开列开设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等课程，给我很多启发。1987年年底我调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我自己要求调来的，不是你所说的“南下广州承担起发展南方人类学的重任”，这我担当不起。1988年夏与龚佩华老师赴广西贺县瑶族地区调查，酝酿了“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选题，我们对研究这个题目的必要性有共同的认识，后来得到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得以完成。这是想说明在当时学科发展的形势下如何确定研究方向，也接上你所提出的问题。
1990年9月我被任命为人类学系主任。在上任的全系教工大会上，谈到本系要开展的研究工作时，我提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的研究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做出自己的特色。第一，要研究人类学理论;第二，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广东的少数民族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做了很多工作，海南分省以后，广东的少数民族人口更少了。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必须研究汉族，汉族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国、外国都进行汉族研究。人类学要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许多学科的研究都与汉族有关，但都不是把汉族作为一个族的群体来研究的，而且在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进程中，缺乏对汉人的研究。这之前我也一直主张开展汉族的研究;第三，要研究现实问题，不能脱离实际。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特点，而不是人家研究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老是跟着别人走就永远跟不上。在系主任这个位置上必须从全系的角度看，不是说自己做就完了。
1993年我们的课题“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得到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我们组织了34人的研究队伍，在17个县市进行调查，以人类学的四领域(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研究方法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研究广东的族群，重点是汉人社会，研究同源于汉族又各具地方特色的广府、潮汕、客家民系及其文化，同时也研究少数民族。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因此我们对广东区域文化的研究，其意还在探讨对广东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文化因素，对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东经济的崛起作解释。我们认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对经济现象探寻文化根基的解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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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本文责编：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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