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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忠(以下简称孙)：中国社会学素有人类学传统，其源头在燕京大学的社区研究。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领导的一代社会学家使中国社会学的“燕京学派”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望。您从1947年开始在燕京读书，在5年的大学教育期间，这种传统对您有哪些影响?当时，哪位先生的哪门课程对您影响最深?哪个研究领域为您所钟爱?
黄淑娉(以下简称黄)：我在燕京大学念书，入学时在生物系读医预科，读医预是准备去协和(医科大学)的，在协和学医都要先到燕京念三年预科，然后进协和读五年。我成绩不好，身体也不好，不能坚持那么长时间，那时候是动荡的年代，解放后我转到了社会学系。我只念了本科，没有深造的机会，学习期间不断有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等。刚解放不久，我当了我们系的青年团支部书记，社会工作多，实际上没念多少书。
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从1922年起建立社会学系，比首创社会学系的沪江大学晚一年。燕京社会学系是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兴办的，早期聘有6位美国教师，后来聘中国教师。20年代末30年代初留美归国的吴文藻、雷洁琼、严景耀、赵承信等教授在系里执教。1934年吴文藻先生任系主任。1953年吴先生从日本回国，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我第一次见到吴先生。吴先生最早提出“社会学中国化”，要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以此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培养出以此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他认为功能学派对中国最有用。他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了30多年，晚年仍致力于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吴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有深刻影响，我在日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实践过程中对此日益有深切的体会。
40年代末的社会学系主任是林耀华先生。林先生开设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当代社会学说、初民社会等课程。法学院院长赵承信先生开都市社区、人口与社会等。严景耀先生开社会学理论、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法律与社会、犯罪学等。雷洁琼先生开社会行政、妇女与社会等。陈永龄先生开边疆社会、社会调查方法等。1950年翦伯赞先生来社会学系任教，给我们上中国社会史，讲得十分精彩，受到热烈欢迎。刘春同志(国家民委副主任)上的民族政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此外还有中国史、统计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同学们可以在其它系选课。在我修习的课程中，最感兴趣的是体质人类学，林先生在哈佛大学念博士时，研究过500多个头盖骨，给我们上课时他正在写《从猿到人的研究》一书。我对体质人类学的兴趣还缘于我对生物学的兴趣。林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从猿转变到人的问题，翦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述中国社会史，刘春先生结合中国革命的问题讲民族政策，陈永龄先生的边疆社会等课讲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我对这些课印象很深，得到很大的收获。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读研究生，但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还是有很多学习机会。时值院系调整，有许多老前辈，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等云集研究部，我所在的中东南民族研究室先后由费孝通、潘光旦先生任主任。我的一点肤浅知识远不能胜任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之需。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工作中学习。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认识不足和主观努力不够，未能充分利用所处的优越条件向老一辈学习，至今常引以为憾。50年代末，反右以后，我想过今后要走的道路这个问题，我想走民族学研究(当时不叫人类学)这条路，具体来说怎么走呢?记得当时的一些零星想法，认为要在中国研究民族学，必须对中国各民族文化有所了解，还要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这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学科理论方法的研究。因此，我必须积极参加田野调查研究，要对各民族文化有系统的知识，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理论联系实际。那时我想自己如果能在学术道路上走到底的话，这是一个方向。50年代有很多田野调查机会，我走了南方几个省，先后在湖南、广西、福建、浙江、广东、云南、内蒙古等地调查，对不同民族的异同及其区分的标志有所体会，具体认识什么是民族文化。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请来苏联专家H. H. 切博克萨洛夫，他给研究生开设世界民族志等课程，沈家驹先生和我作为专家的助手，我们常常琢磨世界民族志课程贯穿的思想是什么。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人类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因而加以撤销，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苏联民族学与西方人类学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认为世界民族志课程最明显的是突出了民族解放运动，而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族志描述同样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包括各族的语言，重视历史起源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了《世界各族人民》丛书共十几卷，对我们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在当时是困难的，人类学被撤销，民族学正在受批判，老一辈被批判，不少人在反右时受到不公正待遇，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也在被批判之列。重新学习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经历了蹉跎岁月，回到自己岗位的时候，虽已年近半百，还是下决心按照原来设想的方向走去。吴文藻先生主张中国人类学研究应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他提出的理论架构、针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培养人才的主张，仍有实际意义。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等前辈的学术思想对我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很大影响。我在工作中也深深体会必须重视理论学习，学习各派所长，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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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本文责编：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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