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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学者对类似“法拉”发神现象的解读
土族“法拉”插口钎的仪式与东北一些民族中萨满举行的仪式极为相似。“汉军萨满祭祀中的放‘太尉’仪式，通常由神技高超的萨满放神，由掌坛的老萨满为其上针：即将一对15厘米长的银针从萨满的两腮穿出，象征野猪的獠牙。萨满带针活动30分钟后，再由掌坛老萨满将针取出，却不滴血。当地萨满解释说，放神萨满的脸不能太胖，脸薄者最佳。上针时，放神萨满双手持门框，脸自然上扬，腮部伸开便于上针；上针的萨满顺着手指将腮部揉得软而薄，然后瞬间扎进去，故被扎者并不觉得过于疼痛。”［8］笔者详细观察见到过的土族“法拉”，他们体型都很消瘦，脸颊都很薄，可见上述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法拉”发神降示神谕最关键的问题是其本人和当地的民众都相信是神附体，他的一切言论并非“法拉”自己的话，而是神借其身体示意。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神秘体验作为一种通神方式，一种精神心理的真实的确是客观存在的。绝大多数神秘体验都是在巫师的自我控制下进行的，附体等神秘体验有一种梦幻样状态的感受，近似幻觉，但却又不完全是幻觉，不像纯粹幻觉那样清晰、深刻、鲜明和生动，而且伴有不同程度的身体不适感与精神疲惫感，乃至自我意识的部分缺失”。［9］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认为：童乩要传达神谕时，总是要有一个过程，开始时要做自我催眠，那就是点香、拜神，而他的助手则要有敲锣、打鼓，或者念咒、烧金钱等行为，这便是构成习惯性的催眠使之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而旁边则有信徒们围绕、凝视而期待“神”的降临，最后到一定的时间，童乩终于“跳”起来“入乩”。［10］2008年9月，笔者有幸参加了团中央举办的全国宗教界青年人士学习和考察活动，在学习和考察活动中笔者向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虚心请教他们对此现象的看法，他们从宗教神学的角度承认这种“灵”的存在，还告诉笔者：在天主教、基督教信徒中极少有这种情况发生，如个别发生，他们主要以祷告（天主教神父还要洒圣水）等方式予以解决。这恰恰说明土族“法拉”神附体现象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体验的信仰体验，其重要的前提是信仰。在土族的许多信仰仪式活动中，“法拉”在发神时，虽没有采用药物或酒等方法致幻，但周围场景中紧促的锣鼓声、形象的舞蹈、烧宝盖、民众的祈祷都为法拉进入狂迷状态酝酿了气氛。
三、土族“法拉”发神的社会因素及意义
土族“法拉”发神方面的神秘体验极具个性，并与个人的心理、精神、意识等因素相关联。但是，“法拉”发神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和纯粹的精神现象，它与土族传统信仰文化、宗教教义、仪式氛围等多种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应该说，法拉“发神”现象的成因是综合的。
（一）土族“法拉”附体实质上是一种类似宗教体验的“信仰”体验
宗教体验或宗教经验是宗教信仰者对于所信之神圣物（神、神圣力量、神性物）的某种内心感受和精神体验。［11］许多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宗教体验不是神学家和宗教虔信者所说的那种人与神的直接遭遇、相会或合一，而是社会环境制约下的宗教意识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心理表现，它作为对超人间力量的心理反映，是以关于超人间力量的观念为认识论前提的。吕大吉教授在论及宗教经验时曾指出：由宗教信仰等文化社会因素引起和铸型宗教经验，而不是宗教经验决定宗教信仰。［12］只有在有了宗教观念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产生观念主体对它的心理感受或体验。［13］这里一方面强调宗教观念在心理层面上具有某种引导、暗示的心理学意义，同时也把宗教观念作为社会的、历史的产物，从而否定有神论。［14］这种理论为我们解释土族“法拉”发神现象提供了方法论。可以说土族“法拉”发神，前提是“法拉”必须信仰某种神灵的存在，而且其深受土族乡土社会中宗教意识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其本质是“法拉”在周围环境和仪式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类似于宗教体验的“信仰”体验。许多宗教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宗教经验是寂寞孤独的经验，并常常是静默和冥想带来的结果”；“61％的宗教经验发生在完全孤独之时，另外9％则发生在孤身处于公共场所之时，只有7％是发生在集体环境中。”［15］土族“法拉”发神的经历和场景正好印证了上述学者们的研究，“法拉”重病或重伤在身时已长期处于孤独寂寞当中；同仁藏族、土族“拉哇”的选择过程，也是让候选人在三五天之内处于静默和冥想当中；而他们成为萨满后发神的场景多是在人群密集、信仰氛围浓厚的环境当中。可见，土族“法拉”的发神体验是个人的生理、心理过程和人们的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集体价值取向和信仰文化氛围的影响
集体意识常常影响并决定着个人的观念与心理。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C．恩伯、M．恩伯夫妇所指出：“人们赖以生存的、与之认同的、对人们的行动和思想有支配权力的，以及在公共仪式上必须遵从的不是别的，正是氏族——或者正是整个社会……从个人的观点看，社会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人是出生在家庭、亲属群和社会中的，这些机构给个人施加着无形的压力，要求他按明文规定的或不成文的社会准则行事”。［16］土族法拉神附体等一系列萨满教观念作为土族社区的一种集体意识和文化传统，因持久影响、渗透，形成了一种文化认同，在纳顿会等一些祭祀活动中“法拉”发神成为社区民众共同期盼的目标，人们怀着虔诚、神圣的情感祈盼地方神的降临。正如一些学者所研究的那样：在萨满教世界中，人们“需要萨满以及他的神奇力量。当萨满精灵附体而陷入歇斯底里状态时，人们知道，这是他们将马上听见权威精灵声音的征兆，此时萨满能够预言他们的重大问题。当萨满运送他自己到精灵世界进行预言或治病时，人们并不查找骗局，而是焦急而恭敬地等待回答。”［17］这种场景笔者在三川土族纳顿会、热贡六月会和互助土族向“神箭”求祈的现场中也多次见到。在这种以社区或家族成员共同信奉的神灵为导引的行为中，人们注入了强烈的宗教情感。“法拉”等萨满与民众的宗教情感和体验互动、互渗、共振形成了一种心理文化场，从而催发萨满与超自然神力相会的意念和幻想，导致种种心理和意识的变化，由此使“法拉”“什典增”等进入出神状态，成为仪式的高潮和成功的标志。［18］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法拉”“什典增”“拉畦”进入狂迷状态也是其服从场景中社区成员意愿和意志的表现，与现代催眠术中的某些手段相似。萨满狂迷实际上是一种催眠状态，因为其狂迷行为的各种要件及效果与催眠状态的功效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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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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