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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读《张政烺论易丛稿》
  作者:李零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2-13 | 点击数:20258
 

  六

  张先生对商周数字卦的研究,主要在“文革”以后。就他个人而言,这一研究是从前一研究生发和延伸,但就学术界而言,却是延续前人的讨论,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当作一部认识史来看待。

  学界所说的数字卦,宋代就已发现。这种符号是从青铜器上发现。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今湖北孝感出土过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的中方鼎,铭文最后有一组符号,就是这种数字卦,当时,宋代学者曾释为“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这组“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1932年,郭沫若说,这是器主的族徽。其说只是一种猜测,问题还处于混沌之中。

  解放后,这类材料越来越多,局面才慢慢打开。1950年,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这两个发现对后来的研究很重要。1956年,李学勤先生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1957年,唐兰先生更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五、六、七、八(“二”是误释)等数组成。

  人的认识,总是真知灼见夹杂错觉误解,很少能一步到位,再聪明的人也不能幸免。

  197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听过唐兰先生讲课。他老人家,年事已高,滔滔不绝,一连几小时,拒绝休息。我还记得,他说,我把这种符号释为数字,有人来问我,难道古人是用电报的方式交流。由于周人崛起西土,民族背景很复杂,当时,他是把这种数字当作一种失传已久的少数民族文字。虽然这一理解并未被学界采信,有人甚至不理解,他这样的高人怎么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我们不要忘了,正是由于他老人家把这些符号释为数字,才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张先生是唐先生的学生,对唐先生执礼甚恭,每见先生必垂手立。他对唐先生在古文字研究上的贡献非常推崇。解放后,他协助郭沫若先生做过很多资料查证的工作,对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也十分佩服,原来很想接着做(可惜未能实现,只留下他在《大系》一书上的批注,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两位前辈,对他影响很大。铭文,他是采用唐兰的考释;性质,是从郭沫若之说。只不过,他以为学界习称的族徽是父系家族的称号,因而叫做“家号”。

  这是张先生的研究背景。

  唐兰和郭沫若的认识,不管正确和不正确,都是张先生做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有些可能是启发,有些可能是误导,我们不必苛责前人。

  1977年春,陕西岐山凤雏宫室遗址的11号灰坑和31号灰坑出土了一万七千多片西周甲骨。这一年,张先生参观过周原遗址,看过这批甲骨。这是真正推动张先生重新思考上述问题的原因。

  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会议第一天,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第二天,大家撺掇张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于是他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凤雏甲骨,出自周人故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人所谓“文王演周易”的传说(见《史记·日者列传》、《汉书·五行志上》等书)。他第一次就这一问题发言,就是以此为话题。他是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转写,希望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本书附录一就是讲这件事情,前面已经提到。

  张先生正式就商周数字卦做详细论证,是在1979年。这一年的春天,他再次参观周原遗址,不仅看甲骨,也看其他文物。他在铜器、陶器和瓦片上都发现了不少筮数。回到北京后,他遍检群书,收集到六十四个卦例,终于写出正式的文章,即本书所收《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这一年的6月初,他和夏鼐、马承源、张长寿同行,参加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展览和讨论会,在会上宣读过这篇论文。这篇文章的中文本是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英文译本是以“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inatory Inscriptions on Early Zhou Bronzes”为题,发表于《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6期(1980-1981年),80-96页。美国汉学家对张先生的印象,主要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作者已经注意到早期筮法的复杂性。他心里很清楚,他说的商周数字卦与《周易》是有区别的。商周数字卦在前,是多位数字卦,而《周易》在后,却只有九、六之数和阴阳爻。我们并不知道早期筮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蓍草有多少根,挂怎么挂,扐怎么扐),也不知道早期筮法如何过渡到晚期筮法(如《易传·系辞上》的《大衍之数》章和朱熹《周易本义·筮仪》所说的筮法)。为了探讨这一问题,作者写了“筮法拟测”一节,他用牌戏中的“上牌”打比方,借助敦煌卷子《周公卜法》,推测早期筮法可能有另一套“游戏规则”,无论策数、余数还是分组的方法可能都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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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年1月23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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