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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的古书，有些很难读，也很枯燥，谁都着迷，谁都不读，《周易》是典型。着迷是迷算命，不是为了研究。
古人说，孔子老而学易，老有多老？据说只有五十岁。
张先生也是老而学易，比这个岁数更大。
张先生淹通经史，从小就熟读古书，其中也包括《周易》，但没有兴趣。他说：
我幼年讨厌《周易》，曾经认识懂《周易》的人而没想学《周易》。老来整理帛书《周易》，脑力已衰退，不能有所发明，只求无大过而已。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对古代筮法产生不少新的想法，坦率的发表一些肤浅的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资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
这是大实话。
我们要注意，他是因为整理考古资料，六十多岁，才迷上《周易》。
挑战来自考古发现。
张先生对易学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文革”十年的最后三年，主要是整理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经传；一个时期是“文革”以后，主要是探讨《周易》卦画的起源。
1966-1976年，一般人都以为，十年浩劫，学术有如沙漠，什么都荡然无存。他们不知道，事情还有另一面，即使“文革”期间，学术要配合政治，很多事都是奉命而行，但仍有很多学者，而且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做过许多极其重要的学术工作，从古籍整理到外文翻译，学术的薪火并未中断。特别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批林批孔”期间，有一批重大考古发现，恰恰集中在这一时期，研究学术史，谁都绕不过去。比如简帛研究，1972年银雀山汉简的出土，1973年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就是划时代的大发现。1974-1975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小组，从全国抽调最好的古文字专家，集中在沙滩红楼，通力合作，参加整理，这是学术史上可以媲美孔壁、汲冢的大事。他们整理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贰〕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至今仍是简帛整理的典范。
张先生参加红楼整理组，对银雀山汉简，对马王堆帛书，从头到尾，方方面面，贡献很大，其中下力最多的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贰〕，即帛书《周易》经传部分的整理。这一部分的合作者是于豪亮先生。本书的大部分稿子，上编的三篇文章和整个下编的七篇遗稿，都和这一工作有关。
张先生的七篇遗稿，没有准确年代可考。但这部遗稿的开头，有用铅笔标注“存底”的一段话，是讲如何修改于豪亮先生的稿子。显然他在考虑，将来如何统稿。
于豪亮先生的遗稿，就我所知，主要有两篇，一篇是《帛书〈周易〉》，由红楼整理组的负责人韩仲民提供，发表于《文物》1984年3期；一篇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注》，由于豪亮先生的女儿于采芑女士提供，发表于《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于先生的遗稿《帛书〈周易〉》，据《文物》杂志的编者说明，是写于1976年。我估计，张先生的遗稿大约也写于这一时期，比于先生的稿子晚一些，但不会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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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年1月23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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