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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先生的书，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个执著的探索者。
他一生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铁板钉钉、颠扑不破。他对古代的未知世界
始终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当最大享受，因此从不以“终结者”自居。
张政烺先生墨迹
2005年1月29日凌晨一点五十五分，张政烺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九十三岁。他的墓地选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里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国维在其北，邹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红柳绿，我们会去祭扫。他的墓碑，就像他的为人，朴实无华，上面写着他的人生信条：“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一
张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他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般称为“史语所”)工作过十年，对史语所图书馆(今傅斯年图书馆)的建设和保护有大功。在他的回忆中，押解史语所的图书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这是第一段。
二、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史学系任教，当过十四年教授，为北京大学培养过许多优秀的学生，然而北大却是他的伤心之地。这是第二段。
三、1960年，张先生被北大解聘，调到中华书局当编辑。当时，很多调到中华书局的老先生都属于"有政治问题"的人。师母说，他很伤心。他赌气说，他要到农村开照相馆(因为编写《中国历史图谱》，当时他在迷摄影)，1963年2月5日，张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然而他却从未到任，而是待在他长期兼职的中国历史研究所(1977年5月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下文简称“历史所”，从1954年参加筹建这个研究所，他就是该所的学术委员。张先生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学术委员)。
四、从1966年以来，他一直是历史所的研究员。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他上过北大，从马衡、唐兰学，深受清代金石学和罗王之学的影响；进过史语所，也继承了史语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的传统；解放后，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重社会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眼界更为广阔。在史学观点上，他一直主张魏晋封建论，从未动摇。他特别重视古文字的研究。罗王之学的传人，唐兰先生那一辈是第一代，他和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胡先生也是史语所的老人。
遗体告别会那天，学术界的方方面面来了很多人。
骨灰安葬那天，台湾方面，史语所的所长王汎森送来了花圈。
回想当年，我读研究生那阵儿，史语所的老前辈，很多人还在，夏鼐先生还在，尹达先生还在；罗王之学的传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除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走了，别的老前辈，差不多都在(当时只有大师，没有“大师热”。现在相反，只有“大师热”，没有大师)。
说实话，我有个错觉，一直有个错觉，这些先生始终都是“老先生”。当时我们只把这批先生叫“先生”，年纪轻一点儿的只叫“老师”。但这些“老先生”到底有多老呢？以今天的眼光看，好像也不怎么老。比如，就拿张先生来说吧，他在红楼整理组时，不过六十二三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带我读书时，也只有六十七八岁。
在我们称为“老先生”的古文字学家中，他要算是最年轻的了。
1979年，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初的安排，我是跟唐兰先生读研究生，但唐先生突然去世，我才跟了张先生。这以后，秋风骤起，大树飘零。1983年，容庚先生走了；1984年，于省吾先生走了；1990年，柯昌济先生走了；1991年，徐中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走了；1995年，胡厚宣先生走了。最后，就连张先生也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二
老师走后，留下一部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稿子，放在一个大纸盒里。师母把它托付给我，要我负责整理。这部文稿，现在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即红色大开本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整理经过见我的整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出版的《张政烺论易丛稿》，是汇集张先生研究易学的所有文稿。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先生生前已经发表的著作，一共有六篇文章，三篇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有关，三篇与商周数字卦有关。
下编是先生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即上述《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的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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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年1月23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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