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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巍]胡适与“层累造成”的文学革命史
  作者:程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2-08 | 点击数:12434
 

  但唐德刚这番评价实际出自胡适。研究新文学史编纂史的黄修己说:“看至今所出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讲文学革命大体上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这说明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前一句是事实,但不能逻辑地证明后一句。这些文学革命史写作的高度相似性来自其同源性——同源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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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的历史观有一弱点:迷信文章的力量,仿佛文章一出,天下就将改变颜色。其文学革命史也就相应成了“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内容摘编。这一点早见于1912年他对辛亥革命的评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工日,全球革命时’,此两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不出一月,他读到一本私人日记,又将“第一大功臣”转赐他人:“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英雄朱芾煌也。”

  这一弱点因其“好名”心理而加重。他发明了一种“欧洲各国国语史”,然后照此将自己写成中国的但丁,但犹觉不足,还要把自己写成面对“枪杆子”而无惧色的英雄,于是就把“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改为“反动角色”。这已是作伪了。他似乎有作伪之习,如冒充博士,冒充“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的后人。这种习惯会波及其历史写作。

  奇怪的不是他作伪,而是其“伪史”一直被当信史供奉。五四之后,一切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抢得一点道德资源的政党及人物都必须与五四前后控制北京政府的那个军人政客集团(安福系)划清政治的和历史的界线。哪怕1919年底徐树铮以一旅之师收复了因沙俄策动而独立的外蒙的主权,也仍被各种动机的反对势力骂为卖国贼,以致孙中山都为其鸣不平,誉之为“陈汤、班超、傅介子”,谓“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此宜举国懽忻鼓舞不已。然环视闾阎,颂声寂然不作。此无他,内部之关系,过于边陲;心腹之忧患,重于枝末故也”。恐怕原因还在于这一奇功乃由安福系首领完成。同样,照革命史学的先定逻辑,北洋集团怎可能与其历史意义竟使辛亥革命逊色的文学革命发生关系——除非是对立关系。

  4

  对胡适文学革命史最早提出质疑的却是1923年的陈独秀,那时他已习惯从“经济史观”看待历史事件成败,自然对个人意志论不满,遂致信胡适:“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肯听章士钊的崇论宏议的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而比起北方来,江南更加“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教育部负责巡视南北各省国语推广情况的黎锦熙发现,北方顺利,南方则不同:“南方各省,因为国语文不如北方之为本地风光,所以有些学生底家庭极端主张仍读文言,因之出版界投机的小学文言教科书,在两三年内出得很不少。”这促使听令于北京政府的当地文学革命军采取暴力行动。1925年底,苏浙皖三省师范小学教员在无锡召开大会,代表们把四处搜罗来的文言教科书堆于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付之一炬,并宣读宣言,称焚书乃“尊重教育法令”之举,“国家对小学教学国语既十分提倡,我们尊重国家法令,小学校就不应当再教文言”。白话文的局面是这样“干”成的。

  陈独秀本想以经济史填充胡适文学革命史的空洞,但“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或能解释文言的衰落和“通俗语文”的流行,却无法解释——如在江南地区——这种通俗语文为何非得是被江南人贬为“老妈子的话”的北方官话,而非南方官话或其他本地方言,即不能解释白话与一大帮竞争者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条件与白话文局面大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为中央政府整合全国教育体系创造了条件,使其有可能以强制方式向全国推行白话文。

  胡适当时未答复陈独秀。1932年后,两人境遇发生巨大变化:胡适已转向南京政府,而陈独秀则因散布包括“经济史观”在内的“危险思想”而被囚于南京监狱。胡适写道:“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到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然后,他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功劳分了一点给“革命的先烈”:“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到1957年,他又剥夺了“革命的先烈”的功劳,指责国民党因秉持“革命的先烈”的民族主义,“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对“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既然他说从晚清政府中经民国北京政府一直到民国南京政府的历届中国政府都阻扰白话文运动,那就强化了白话文运动的非官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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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01月12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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