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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佳：
社会科学是个普遍性的学科，它即使做的最小的个案，它的目的都是一个大雄心，要把那个大雄心说出来。比如说我做人这个概念，我认为他可以把distinction放在里边，distinction还没到人这个地步，我想这个谈出来就比较好。
邵京：
基本概念跟研究是有联系的。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医疗社会学家或者医疗人类学家都不会把自己称为医疗社会学家或者医疗人类学家，都会把它叫做社会学家或者人类学家。这些概念共同点都是躯体化的过程，即embodiment；第二个概念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引导出来的是一大堆的研究，没有地域性的比较局限。在帕森斯比较早的一个社会学著作里面提出来一个“并换角色”的概念。这个“角色”不一定仅仅用在医疗场合，看起来似乎很细微，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概念，它的研究影响是因为它处于一个大的环境出来，这个东西是很难找到它的对应物的，这是一个失败的概念，要规范学术的概念。这就是说构成学术基本概念是有限的，不是一个无限挖掘土著概念的过程。
赵丙祥：
所以我的理解是，共同的概念数量是有限的，它不应该变成一个无限发掘土著概念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断挖掘下去的话，可能就会有无限多。
潘蛟：
我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你们谈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首先每个社会都有每个社会的概念，理解他社会、解释他社会、研读他社会，这些概念要得到尊重；第二层，我们人类学家实际做研究的时候，也在用这些东西。真正有意义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概念对于其他跨文化的解释的思考，能有作用有帮助，我们才觉得这是个有用的概念。
朱晓阳：
我接着刚才王建民的话说下去，实际上人类学永远是这样一种有张力的学术，它的张力就是来自于??我们没有办法，总得在这两极之间摆荡??我们有一堆所谓本土概念，另外一堆实际上呢，称为国际对话也好，要有可供度，难做就在这里。社会学是另一种张力，它研究美国就研究美国社会去，不需要这种张力。反过来考虑，从本土概念出发，实际上我们做半天，又回到原来无结果的节点上。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自说自话了。这个里头有很多历史的前车之鉴，没走出多远。但实际上，你要做历史，做出这样一些可以真正公度的概念来。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知识论的问题。这几年我想了一些，但不一定想通了。比如关于这个问题，格尔兹是碰到过的。他好像要做一个斗鸡的拉美尼亚。但是实际上，沿着那条路径上??当时最直接影响格尔兹的就是维特根斯坦，再加上英国哲学家赖尔，再加上Ruskin；在最近20、30年，有了一些新发展，有一些可以构成像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那种发展或者帮助。所以当我们今天坐下来考虑重建构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这样的问题。比如70年代在台湾，心理学也是做了最彻底的本土化。但在我们今天看来，杨国枢他们的东西是最没有价值的，不是他不想做好，关键在他的研究文本里头，也想把关系、人情、这些概念给它当作一个常识。但是它里头有一个问题，在原哲学那里，它用是一套实证主义哲学，所以在那里就卡住壳了。当我们今天再来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有追溯这些联系，把它们做个甄别。差序格局我们看出来了，是个好概念；它和杜蒙的“等级人”都能贯通的；另外还有人情。这些东西都体现出人类学的张力，我们怎么去朝前走，而不是跟梁漱溟做的也差不多。不然，我觉得没有什么出路，就这样谈谈。
邵京：
我觉得用我们经常将已经被社会所接受的概念，拿来检验最好。一个是关系，一个是面子，还有一个是人情。我在外面教书的时候也用了，但是用了之后总觉得不太舒服。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个小偷的概念，而不是公众性的。中国学者到国外去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职位定下来以后，就开始创造出一些用斜体字打印出来的小丑概念。我们怎样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能不能有一些气度？而不仅是单向的供给，人家可以拿来说我们，我们不可以拿来说别人？还有概念的普适性问题。我们强调的概念，采纳的概念，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是也可以用来说别人的东西，这就是比较好的标准。
梁永佳：
杨国枢的问题就是他研究的是自己，那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概念去研究我们的neighbors，而不是美国人。比如我们对蒙古、越南，并不太知道。
赵丙祥：
对，有一个例子。比如“面子”，西方人也会认为“面子”是中国的概念，我们也会认为“面子”是中国才有的，可是问题不是这样的。对于印第安人讲，还有一个mask，mask、face和“脸”，我们看到它们是可以共通，但是恰好是社会学家没有看到这一层；它真的是中国才独有的吗？我不这么认为。这是因为概念本身没做好，而不是说别人没有。我读Levi-Strauss的关于面具的研究，里边讲到印第安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的，特别强调丢脸，但是他们叫做：丢他的面具，这样看来，mask、face和“脸”，是可以有共同性的。
王铭铭：
这个问题还是跟国外的人类学有关系，比如说Adrew Kipnis写的一本书就叫做Producing Guanxi，“关系”又不是他的那个村庄的概念，可能是北京的概念，村子里可能叫做“门路”或别的，但是他为了建构中国独特性，就会使用一些汉语拼音。这使文本显得有点本土化，其实，其结果是使中国概念成为被分析对象，而丧失普遍的意义。当下国外人类学也有弊端，这样我们才更想回过头去看看莫斯、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他们在谈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是怎么谈的，而中国又有自己的一套。
Mary Scoggin：
我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类学家跑到美国去做研究，比如他用了一个概念“虚伪”，本来在中国比较通的，但是用在美国人身上就很困难。
刘正爱：
今天听到老师们的发言，很受启发，也很有共鸣。我就谈一点，有很多人类学概念都是近代以后从西方译介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隐含着很多不确定性。一个语言与另一个语言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但往往我们在用一个西方引进来的概念时，很多时候会忽视这个过程，所以引起很多概念上的混乱。比如刚才讨论到的“民族”和“族群”，尤为明显。其实在国内语境下，“民族”是很自明性的概念。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所说的民族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引起混乱呢？那是当它跟西方概念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的概念如此混乱。民族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具备很强政治性的概念，指的就是56个民族。在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后，可能增加了更多的内涵。但是对于我们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而言，这是很自明的，就是指国家认定的这些群体。其实族群概念在西方是从60年代以后才更多地被使用。我们在用族群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它在西方所使用的背景和所使用的语境，就是信手拈来，用于我们中国所谓的民族，以及这些sub-group，比如客家人，上海人等等。所以民族和族群的使用显得非常混乱。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应该要充分考虑到它们译介的过程中所生发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王铭铭：
民族也是翻译过来的。我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在不断地译介，所以跨文化翻译的问题，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核心。要看到我们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译介，不要以为仅在改革以后，如果把这个作为标准，划分为改革前、改革后，那就是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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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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