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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京：
我觉得梁老师鼓吹的是一种帝国文化心态，我用的这个概念是褒义的，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心态。我不太注意到这方面，但是我觉得帝国性的是一种包容性很大的，不太排他、不太会去把某一种人划定为他者的一种心态。现在中国正好处于一种可以重建这种心态的状态中。刚开始的运作可以给我们两个借鉴。印度可以给我们的两个借鉴，一个是后殖民，一个是底层研究，这两个是从印度土生土长出来的，影响了西方人类学，甚至我们中国没有把它吃透的那些左派也会把它拿来用。但是它的影响那么大，我想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经验，我们可以做出来类似的东西，而不是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地做，否则河流一改道，我们就干掉了。所以说这是一种褒义的帝国文化心态。
赵丙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紧接着永佳的话说。这两天我们在“打架”，打得很惨烈，跟王老师、永佳等一群人，打了快一个星期了，好像现在咱们有个三万来字了，以后可能出一个对话之类的东西。“打架”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出一些可以吸取的概念来。比如我自己在北师大研究的时候，我就涉及到“道”的概念和“德”的概念。实际上，比方说我们一般翻译“德”的时候，都会翻译成道德，德行之类的，但是葛兰言就会说，这个德跟法语里边的vertu这个词非常像，它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社会，一般意义上的东西，它还含有人类学里边的马纳的意思，还有别的含义。其实这个“德”，跟好多词语来比，它既属于那个“道”，比如说“得道者多助”；而在社会意义上，它又近似于我们所说的道德。那么在文化含义上，它会强调别的；在个人层次上，又会强调另外一个含义，比如说“修身”。如果从人类学里边来看的话，它确实可以跟从大洋洲那边出来的词??马纳，去做一个比较的。马纳可能是强调了一个方面，比如说独眼。当地人说，那个独眼的酋长马纳非常厉害，它会突出这个酋长的地位和宗教地位的含义。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它可能就有它的缺陷，因为那个土著概念过于强调它的效验的那个方面，比如说你看它一眼就会死掉之类。而比方说英语里边的“效验”又会强调效果，在另外一个情况下，它可能又会强调说这个词示范的是行善的含义。也就是说“德”这个词是有可能提出跟那个词对话的。对人类学原来的一个理解会有所增进。所以我们就是在打这样一些架。还有其它的一些概念，比如说“社会”。我们用它来翻译西方的society，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地方的一个土著概念，它变成了一个目前来说通用的概念。而且用中国的社会这两个字来看的话，又发现非常有意思。葛兰言在他的著作里边就明确地提出来，他跟涂尔干他们是不一样的，涂尔干说社会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去看《自杀论》，它说，今天这个人自杀，明天那个人跳楼，突然那个人闹了半截，不想跳了，各人的原因都是偶然的，他说这个不重要，但是社会是稳定的，它会有相对固定的自杀率。莫斯有一个一样的计较，但是到了葛兰言这里，他说，不，社会不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它只在特定的时候比如婚礼的时候才有社会出现。那我们看到，这个定义实际上跟中国的情况??王老师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了“社”和“会”。又和中国的“社”和“会”的概念非常相近。我们既有在神圣的时刻，比如举行社稷的时候，还有集会，这时候才有一个共同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有人就会说，你这么强调的话，是不是会走上一种很极端的民族主义？我恰好不这么认为，因为人类学最强的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一些土著的概念来去不断地修正我们原来的一些土著的概念。我和永佳的看法比较相近，因为这样一来，存在一个危险，我们就会强调说，可能土著概念无数多，最后变成一个无法公布的概念。比如说我去研究彝族，我们的阿概念跟你们的不一样，我去研究白族，我们的概念跟你们的又不一样，它确实有一个危险，就是会变成无数多。我们可以提100个关键概念，你也可以。但是这样一种危险型又不是不可以化解的，因为不管是像？说的，我们的干妈是谁谁，但实际上这个格局是已经确定的。所以我认为，反思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成天都在反思的话，那就很麻烦，因为那些话就没有办法来谈了。因为这样任何地方都是权力，还要人类学来干什么？人类学不应该变成那种为power做顾问的学问。我们承认确实有霸权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既定的格局。学术还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说，某个概念的确是有缺陷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格局，一些共同的东西。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尽量通过自己的某些民族志来去做一个对话。人类学的生命是民族志。如果纯粹去做反思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人类学家的专长。我们的使命应该是在这里边，跟古代史去对话，跟民族史去对话。
潘守永：
我也同意你的这个观点。我们很多基本概念其实是从我们的文化当中生长出来的，我们还没有梳理，特别是以后梳理多了就可以做出来，也可能最后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只是说人类学本质上是文化翻译者，其实有两种翻译，一种翻译是人类学共同的东西拿过来，回到地方在地化的问题，一种就是把地方从我们的民族志过程抽离出来，上升到一个社会理论的问题。这两个搅在一起很复杂。我觉得有一个可以比较的是，像杜维明做的工作，他就认为，儒家和基督教文明并不构成冲突和对抗，而是构成对话。我们看到他的结果还是很悲惨的，就是没有对话成功。但是他做了大量的事情是翻译性的工作。把儒家的“道”、“仁”、“德”这些概念拿过去，相当于英语的什么东西。其实他所做的工作更多是在哲学层面做的翻译工作。我觉得结果并不理想。
我想如果回到中国人类学的共同概念这个框架下讨论的话，日本的经验，也许我们可以再梳理一下。日本战后，它的人类学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包括70年代以后，我们都可以看一下。我又一次和黄应贵讨论说，你为什么要把民族学研究所给取消，不让它过渡到2001年？他说，其实70年以后我们在想，我们可不可以做的和我们的老师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直接的想法。另外一个就是，当代西方人类学者上学的时候，其实已经和他们的老师学的东西很不一样了，那我们的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比如说第一个，分类的概念，慢慢梳理是很必要的；另外比如说我们讲的自我的东西，他人的问题，这要一个一个做，其实包括做读书会，做民族文化，做社区等等。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从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回到我们文化上来梳理，这又是一个方面。可能两个加起来，就比较丰富。
我们讨论中国人类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把台湾人类学做的，包括在香港做的，我们拿来再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认为，学术最核心的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不管承不承认它是一个俱乐部，假如连俱乐部的条件都不具备，那大家在一起玩什么呢？你说你的这个，他说他的那个，最好还是具备俱乐部最基本的一些规则。比如说进了这个房间里头都要戴帽子，但是你说，我偏不，我就不戴帽子，就要光头，光头我还要跟你一块玩！就是你用这个，他不用这个，非得用那个。那这就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干妈，但是他说，不对！你们是在认贼作父。不仅如此，他还要进你这个共同体，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难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把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先梳理出来，然后像永佳他们那样具体工作也在做，还有一种就是把他们的那个东西拿过来，我们重新翻译，然后再理出一些东西来，这样也许会有一个相对粗略的蓝图。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学生，其实还可以按照这个来做，到我们学生那一辈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清楚了。现在我们还可以讨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或者人类学的中国气派。这样可能就比较可观一点了。
王建民（中央民大教授）：
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就是，像刚才永佳和丙祥说的，我们能不能从中国传统的一些资源提取一些东西？也有另外一些人，我们圈以外的一些人，在做这个工作，可是他不是说和国际学术圈有所对话，而是说，西方的东西你就不要理它，我们要用中国话来说话。你一谈西方，他就会说你那是洋八股。也就是我们在梳理概念的时候，我们本身是在哪个体系里边梳理？有时候我们简单地把中西方对立起来的话，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我们是在国际话语里边梳理我们的概念，然后贡献给国际的学术体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有些东西我们国内虽然也在做，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搭起来，实际上对国际学术没有任何贡献。当然这些人会说，我不需要对国际学术有什么贡献，我就是中国自己的学问。实际上，目前我们这个大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圈子，如果说西方有社会和文化的两套理论的思考的话，我觉得在提出这个思考的时候，有些概念可能是围绕文化，有些概念可能是围绕社会的。我又不赞同王铭铭刚才的那个思考，说它全都是这个或者全都是那个，实际上它是有倾向性的。也就是说它更偏社会，比如社会结构，那个可能会更偏文化，比如文化区域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的中国的状况，可能是围绕文化的，与围绕民族的，形成了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当下的场景之下，我觉得确实有这么一套东西。尽管民族学里边也会有人说，我们民族学主要是研究文化的，但是使用起来你会发现，它更多的概念是围绕民族，围绕中国政府确定的这个民族概念进行。甚至加上围绕每个民族切割出来的民族，以及被切割开的民族本身的概念，也在使用。用的时候也会有问题，就是这个概念没法进入更大的学术体系中去，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悖论，即在民族学里出现了按照民族来增加学科的状况，比如最早是讲藏学；后来是彝学、壮学、瑶学、侗学等等，一大堆问题就出来了。如果这样联系起来的话，中国民族学将来就变成56个民族学，而汉学或者汉族学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变成一个怪胎，没办法产生学术对话的怪胎。
说实话，中国人类学家研究文化的还是少数，民族学家也没有谁占主流，是文化学为主、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为主的一帮人，然后他们会用类型学的东西把文化切割，切割成某种文化的研究，就会有人说自己是做文化研究的，特别的研究领域是集中在某文化。这实际上就有一个问题，他把研究对象本质化了，就像收藏家一样，以收藏某一种东西为荣耀，为一种事业。丙祥刚才讲的那块，是我们必须做的，同时，我们又在一个国际学科体系中间，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认为，诸如王铭铭、梁永佳他们等人提倡本土的概念，其实我们早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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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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