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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京：
主体不是完全由主体决定的，而是由多方面的社会因素决定的。它造成了一个事实以后我们再来研究它。我们要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不要把这些因素看成是异常的，要看成是正常的。
朱晓阳（北京大学副教授）：
潘老师刚才说到了，实际上自主性和公共性之间产生了所谓有没有公众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自说自话呢，还是已经有一种我们达成共识的外界客观物？或者那个客观物有很大的自设性，这个问题我觉得蛮重要的。这样的问题，可能背后隐藏了一些来自实用主义的、强政治主义的影响的。这个我们要注意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谈的，虽然52年以后的民族识别有过这样那样的，今天我们看来是属于不确定性的方面，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在某一些语境下，就会有一些共同的约定。在这方面来谈，大家大致不会有歧义。但是涉及到这个具体的学科的话，我觉得现在确定所谓的共同概念，与其用减法，还不如用点加法，朝一些可操作的、我们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刚才说到的民族与族群来努力。说实话，我受到社会学的影响比人类学多，会关心更多的来自社会理论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当时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进入这个学科去谈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今天很重要。
刚才还谈到的问题，是中国经验产品里头的中心概念。如果是从我这样的研究者的角度，更多地考虑社会理论，更多地考虑把西方社会当成中国人类学的他者，这样来看的话，可能也会关注一下从费孝通以来的概念，比如“差序格局”、“人情”等等，这些概念如何建构？如果从这么一说做起，我们就离刚才所说的民族学比较远，但是这些不是不可以做的。
王铭铭：
社会理论，实际上对应着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在德国，理论思考都是以nation为核心的。在欧洲民族国家时代，社会、文化、民族、国家的对应，比较容易把握。但李老师所描述到的中国国家的变化，比较复杂，概念很乱，学科也很乱。不过，我们的学科还是有强烈的国家关怀，比如说，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各有自己的关怀，民族学可能关注的是民委怎么想，社会学关注的是民政部怎么想，历史学为我们的国家写通史，人类学却找不到爹妈。现在，信仰人类学的人更多的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不像社会学和民族学，它们有鲜明的国家部门对应性。没有一个国家有“人类部”，所以人类学好象没什么用。的确，民政部有时候也要人类学的人，比如我的一个学生就去搞农村医疗情况的调查，他就可以对应进去。但是大的人类学好像对不进去。国外也是这样，英国人类学对应的是海外发展署，它很明确，说人类学研究他者，海外就是他者。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处理印第安人为主，所以跟中国很像，过去叫做“民族学局”，相当于我们的民委，当时Boas他们都在里边干活，所做的很像中国民族学前辈们。
Mary Scogin（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副教授）：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中国人类学的爹妈是谁？可以说美国的人类学的爹妈是人种，这其实是我们很讨厌的一个爹妈，要反抗的一个爹妈。比如说ethnic group和ethnic的转换。在美国，一方面是官僚里面的ethnic group概念，是法律上的很实在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观众的、他者的方面，美国老百姓对ethnic group不感兴趣。而且还非要加上主体能动性，即ethnicity，实际上老百姓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概念还关系到面子问题。美国老百姓接受的相关文化概念，基本上是早期的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而现在人类学家都已经拒绝了这些文化概念，总是和老百姓对着干。Ethnicity已经变成人类学范围内的概念，就是你掩盖了原来的人种概念，再以ethnicity的面目出现，因为现在美国人类学很讨厌文化这个概念，都是用从人种学那里转化过来的概念。那么我就想请问，中国人类学的爹妈是谁？
潘蛟：
我觉得中国人类学的爹妈主要是西方。
潘守永：
是干妈。
邵京：
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能够让人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是可以引导新的研究的，而不是说要寻求某种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对应。实际上它好像是动态的东西，就像刚才杨老师讲的，靶子在移动，而不是一个死的靶子。
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我比较赞同朱老师说的那个社会理论这个角度的问题。当然也受到其他老师的启发。我们在回头看人类学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49年以后的历史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替换的过程，比如刚开始可能是“民族”、“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些东西，然后中间有“古文化变迁”、“图腾”，都曾在人类学中比较流行的。到了90年代的中期后，比较常用的是“认同”、“裂变”、“族群”等。好像中间有过矛盾，就是到底哪个更符合中国这个现实？然后这个概念到底我们怎么去修正它，怎么去改变？我觉得这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的爹妈到底是谁？整个的替代过程中，我们的爹妈全都是西方，全都是西方的哲学史。比如说，老先生说，我不喜欢族群这个概念，我喜欢民族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民族这个概念也是从洋人那儿来的。我们对这个爹妈不认可，不知道自己的爹妈就是这个爹妈。我觉得这不光是人类学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人类学是最有资格和权力反思这些问题的。
我一直认为，最小意义上的人类学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看别人。这是所有人类学都认可的观点。但是就像邵老师说的，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太喜欢看自己了，太喜欢研究自己了，以为研究别人跟研究自己是一样的，只是路子不一样。实际上根子上是不同的。如果哪个学科最为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的多样性，那就是人类学，其他的社会科学做不到。那么在这点上，人类学是有能力反思这个问题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按照西方理论给我们一代代的冲击来改变它、注视它的话，那它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改变它，无法超过它。比如他们的文化概念变了，我们就要重新学一遍，然后再重新去做研究。他们的文化改变，是因为比如说种族的问题、个体主义的问题。这个意识形态越来越强，我们这个人类学家就越来越没有办法。这个是个地方主义的经验，并不是普世主义的东西。我们跟他们一起东施效颦，我们就永远属于下游的地位，只要河流一改道，我们就没有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不符合人类学的精神。
人类学的精神是，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概念去涵盖整个世界？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社会理论去把他们的社会理论统辖在我们的解释框架之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出路。比方说种姓这一概念，西方人类学当中长期认为，种姓就是社会分层，但是真正的种姓专家却说，其实不是，你们那个社会分层的概念才是极端的，竟然允许流动，竟然允许每个人是平等的。它可以用种姓去包容天下，而且这一点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过的。印度现在还可以做到这一点。婆罗门可以去教堂拜耶稣，他说耶稣是我的神，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连西方社会科学内部的人也这样说，我们这个社会科学很少有可以用来比较的概念。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宗族，弗里德曼把它翻译成lineage organization，他把它看成是一个组织，而在我们看来，怎么会是一个组织？它不简单是个organization的问题，背后的一套价值和帝国的想象是很多的。所以如果我们再去纠缠这些概念??当然对于学科史等方面，它们是很重要，但是不会有益处。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概念去做？比如说“差序格局”、“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这两个概念都很有意思。像费老，他用“鬼”这个概念去看美国人，又比如说李安宅，我很欣赏他对祖尼人的研究。他研究祖尼人时，从来没有说，我是中国人，但是他看过去的东西就是中国人看到的东西，尤其看到了美国人没有看到的盲点。那么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出路。我最近比较关注清末、民国初年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到了西方留学之后，是怎么看待西方的。他们并不是说要用西方的概念，而是用自己过去的那些概念去看。特别是康有为，他喜欢用历史上的那些概念去写，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可以用我们老祖宗的这些概念去重新解释这些事，来解释我们自己。我觉得这种社会理论的雄心对我们现在来说是沦落了，没有了。我们现在还是一种注释型的学术，注释了五、六十年甚至七、八十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人类学的责任，而不是其他社会科学的责任，因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理论，这些理论有能力涵盖这个世界，问题是我们对这个反思不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像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学习的。印度做的所谓“后殖民”的研究，我们可以反思，也可以觉得它不对，但是它起码显示出了那个努力，还是我们在向全世界表现我们的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也是别人认可的，是我们可以不断推衍它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要发展一些我们本土的概念，并且这些概念是有活力的，可以涵盖世界的。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努力。比如说拿这样一些概念去研究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们去做了努尔人，现在我们中国刚派人去了达尔夫尔，现在考虑要搞什么国际事务了，那可不可以我们也去看看努尔人，看看其中有什么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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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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