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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明（四川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很好，我个人有些感受。我觉得一个学科，应该需要有一些共同的概念。如果没有的话，同样一个词，你指的是这样一件事，而我是指的是那样一回事，但是别人会觉得是另外一回事，事都一样。但是要说谁都不行，我就是大的，你就是小的，这个就有点难。现在有这种现象。我经历了这样一个学科共50年的历程，以及一些变动。在1952年，那个时候不承认这些问题。我有这种感觉，不只是西方人类学或者民族学，从西方引进，大家心知肚明，它用的是人家的一些概念，大家都清楚，我就不说了。基本没有什么原则的问题。问题什么时候出现的呢？1952年以后。因为1952年以后，基本上就把我们学的那套西方的理论、方法都否定了，非要搞苏联体制，苏维埃民族学派的这一套全部都落到我们头上来了。这个肯定是与以前的那些不同的，比如几种存在生活方式的问题弄到里面来了，还有什么是民族、什么是部族、什么是氏族、什么是部落，这个以前也有，但是解释不是固定的了。部族以前没有的，苏联那一套才有。对于共同体，那时还没有ethnic group一说，倒是有ethnic。Ethnic当时指的就是共同体。这个ethnic有哪些？那就是固定的了??从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向前发展就是部族，部族就是资本主义民族，然后到社会主义民族，就这么一套。这是一个主体的或者强势的语言。但是你就要遵从这样一些理念或概念来说。还不只这些，其他的方面竞争也很多。还有一些在发挥它的新作用。不是说否定了就否定掉了。因为学术正是不断在成长。这在五、六十年代不是主流了。这样又过了一段。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恢复到一个各个学派共存、各种思想繁荣的局面。我们的人出去了，国外的学者请进来了。在这几十年间，国外也发生变化了，它也发展了，有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族群，这是比较晚的一个概念。最近国外也没有太用了，但是拿进来便成新的。还有一些理论，也在这个时候引进来，以前原有的那个学派，这个学派的，有些过时了，有些会用了，有些还在开发。我们现在像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了。但是思想上总是强调我们的信仰危机，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个客观的事实。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文化也是多元的，既有49年以前的老一辈，像我们这代人，现在都70岁以上了，受的就是这些训练。去学习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那些老师，他们回来以后又教了我们。我们学的就是那一套。到了52年以后，又转向了向苏联学习，苏联那一套又到了我们脑子里面来了。现在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在我的脑子里，这三个阶段的都有。这个概念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显得很乱。由我们来考虑就会很乱，但好在我们学科正是有了这个才能发展。学科不能“定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的说法“定仪”，实际上也没有定成，如果是从政治上提出这个，可以；但是学术上你不可能“定仪”。在这个比较乱的阶段，需不需要??不要说我们这个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学科本身，一下子我们就在法学里面了，二级学科里面的民族学、中国民族史，还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很乱，还有诸如少数民族经济、民族艺术，这是什么一个大的民族学？这个民族学到底是什么东西？算法学吗？是无所不包的吗？人类学现在落到社会学里面的二级学科，跟它平行的还有人口学等等。它不是社会学，怎么能是社会学的二级学科？这个二级学科里面还有三级学科没有？这就很乱。人类学怎么办，考古学怎么办？西方的体系也在变，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传统的包含体质、语言、考古、文化这几块。但是主体的文化这块，始终是没有变的。不管你怎么变，也总是推不翻的。
人类学已经成了无所不包的情况，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可以说它是某种人类学，所以又产生很多交叉当中的概念。本身的一些概念不用说了，是几个阶段积累下来的。但是学科本身的发展交叉又产生了很多。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以前没有，医学人类学以前有一点，但是和今天的不一样，现在发展的比较快了。总体来说，形势倒是很好，就是有点乱。乱怎么办？我的意见，现在不妨乱一下。现在要把它都捞起来，肯定不可能。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学科的问题，注意到这个学科的建设。现在我们笼统的一个办法就是，对待人类学、民族学就像国际大会做的那样，不要把它们分开，人类学做的是人类，民族学做的是民族；各位确实要考虑这个问题，要考虑怎样把它梳理，把它规范一下。因为学科本身要发展，在你的学科不规范的时候，目前学科本身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理解，随便说说。
潘蛟：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有没有共同概念的问题，是在混乱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而这种混乱又反映着原来的学科范式在瓦解，新的范式还没有确立的过程，刚才李老师概括得好，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大家都可以随便谈谈吧，不要那么严肃。
潘守永（中央民大教授）：
除了李老师讲的这点，还有比如传统的四分科的概念或者欧陆传统的概念，不光说我们现在就没有传统，除了外边人家挤你、压你、利用你以外呢，还有自己学科的内部。比如我们这些缺腿的，考古学怎么也学不过人家的，最后人家说，你就这么一点，还被别人挤压成这样。这个惨痛比春秋战国还要厉害，还要严重。
潘蛟：
刚才我们已经引出一个话题就是民族与族群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要讨论得深入的话，我们11月份还有一个会，欢迎大家都来参加。这里转向另外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没有，这几年“国家”和“社会”概念讨论得比较多。在80年代中国民族学里面很少讨论到国家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对于这样的概念，不知道诸位有什么看法？
邵京：
听了这么多，我觉得我收获很大，因为这方面我完全是个外行。我觉得你用外交辞令可以在混乱当中寻求建树，但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是在学术混乱正好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建立一个学术的常规化。我们已经乱够了。在梳理这些概念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两个指数去看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看一个概念的时候，往往假定一个概念有它对应的客观事物，这种假定，我们希望在沟通方面也好，在教育方面也好，或者在规划将来的研究上产生新的研究也好，都是在这个概念上会产生一个对应物。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他者的实践，或者叫做recreational practice。实际上刚才听了潘蛟老师、杨老师和李老师的发言，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一种自我的、我者的考虑，而不是说他是什么，而是说我是谁的这样一种实践。这种我者的实践。这种我者的实践就有很大的政治成分在里边；还有一种自我的研究定位在里边。一个研究者定位的实践，可以称为indexical practice。把这两个东西当成概念去衡量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面的成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民族和国家，一方面我们说对象是什么，一方面要明白我们自己是什么。刚才杨老师说到了，你们自己不好，屁股坐歪了还要说，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把一个自者的东西放在更明确的地方，不要先去假定他者的东西会有多少真实性。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实践本身在国家作为一种知识的背景下面，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强势语言。强势语言创造出一种弱势实体的可能性。这实际上也有点隐含了潘蛟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意思，人家自己怎么看待他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实际上参与了定义这个过程。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民族，但是他也是有主体性的。外国学者不满意，正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被定义人的主体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在界定他。这样我们就有很多的概念。我开始想说的比较简单，基本概念就是为了确定今后的研究方向，才来做这个工作的，但是现在看来，远远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我觉得可以先梳理自者和他者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然后拿它来确定我们的概念，看哪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推进研究。基本概念确定的目的是为了学科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是以新的研究为目标的。
潘蛟：
你谈的很有意思。实际上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学者或者官方的识别往往会把自己的研究套上一种客观的、他者的或者所科学的外衣，这个过程在布迪厄看来，就是一个象征暴力符号建构的过程。为什么总是会有这样一个倾向？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所谓的公共性又从哪里来？这里肯定是在布置一个自主或者公共性的问题，实际上民族识别里面也有这个问题。我在做印第安人的民族识别的研究，实际上美国政府谈到这，也没有充分尊重印第安人的主体性，一旦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只问有多少血统，够不够血缘的1/4？人口普查你爱报什么就报什么，但是一旦谈到联邦的项目，就不行。你得拿出证据来。这样的两种实践，实际上在中国有，在美国也有。我不满意的是，为什么西方把少数民族研究弄成是只有中国才有？而且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一种东方星、专制性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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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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