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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民间俗称对联、对子。过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贴春联是我们中国人过春节必不可少的一件要务。过了腊月二十三，就该写春联贴春联了。有文化的人家，摆开条桌、生上碳火，铺上毡子自己写，所谓“碳盆墨琖，纵笔大书”。不识字的人家，则请人写，或到大集上去买几幅来贴。几十年前，我还在农村里见过不识字的人家用拔罐子的陶罐蘸着锅底烟子灰在红纸上盖上两行圆圈。即使服大孝的人家，也要在大门口贴上一副兰灰色纸的无字对联。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不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也都无不传袭着祖辈传下来的这一文化传统。春联的用纸，旧时有顺红、梅红、硃笺、万年红等品种，都寓有喜庆吉祥的意涵。记得小时候农家用的，好像是一种很脆的大红竹纸，用手一抹一摁，就粘上浓重的红色。
文化人说，贴春联是春节的一个文化符号。老百姓说，贴春联图的就是喜庆和吉祥。说的都对。从起源上说，春联是周人“桃符”的演化形式。清《燕京岁时记》说：“春联者，即桃符也。”追溯有史记载的周朝，人家在大门两旁悬挂两块长六寸、宽三寸的桃木板，上书“神荼”和“郁垒”二神（《后汉书·礼仪志》）。这种刻画或书写着神荼郁垒的桃木板古称“桃符”，具有辟邪祛鬼的象征意义，能满足先民祈求平安的心理诉求。在后来的发展中，悬挂在大门两旁刻画着神涂郁垒的桃符，兵分两支，一支直接地演变为画有各种人物（如钟馗、赵公元帅、燃灯道人等）的门神，另一支则演变为题写着对称吉语的春贴或春联。如果说，桃符的主要意旨在驱鬼和辟邪，那么，对联的主要意旨则是喜庆和吉祥。岁首贴春联成为主流习俗后，挂桃符的习俗相对逐渐衰落，但并也不意味着就完全退出了历史。至迟我们还在康熙《宛平县志》里看到“立桃符、贴春联、门神、挂钱、插芝麻秸……”并存并举的记载。
至于春联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有多种说法。敦煌研究院的谭蝉雪女士在1994年第4期《文史知识》上著文认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中有十二副为岁日和立春写的联语，其中第一副“岁日：三阳始布，四秩初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作者唐人刘丘子，作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应是我国最早的春联。这十二副联语已经是在桃符之外的另一种写在纸上的吉祥联语，至于这种写着联语的纸是否是岁日时贴在门框上的，则不得而知。敦煌遗书的材料，纠正了一向认为我国最早的春联出自五代时的后蜀主孟昶之手的见解。
《宋史·世家·西蜀孟氏》记载：“第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时在公元964年。孟昶所题联语，应还是刻在或写在桃板上的，故而应该说是一种从桃符到春联的过渡。
宋代似乎没有大的变化。王安石的《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明其时民间所流行的，仍然还是“桃符”，而不是纸上写春联贴春联。高承的《事物纪原》所论广泛，适可与王安石的诗相印证。
春联在南宋时称为“春贴”、“春牌”。开始把岁日（正旦）贴的春联写在纸上，并逐渐形成了贴春联的习俗。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岁晚节物》：“都下自十月以来，朝天门内外竞售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狻猊、虎头，及金彩缕花、春贴、幡胜之类，为市甚盛。”“春贴”就是今天的春联。吴自牧《梦梁录·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春牌”既是春联，又是“福”字。因此，我们不妨把南宋看作是春联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期。
“春联”一词，最早见于明代。明人陈云瞻在《簪云楼杂话》里说：“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他记述了一个有趣的传说：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除夕的前一天传旨，凡公卿士庶之家，门口一律都要贴春联。接着他微服出访，经过一家人家，见没有贴春联，便去询问，被告知这家是杀猪的，还没有来得及请人写。朱元璋便亲自为其题写了“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一联。经明太祖朱元璋这么一提倡，写春联贴春联便相沿成俗。明代学者袁学澜的《吴郡岁华纪丽》，在自己的诗《元日诗》下引录了郎英编纂《七修类稿》里收录的沈明德《蝶恋花·元旦》词：“接得灶神天未亮，爆仗喧喧，须要开门早。堂壁钟馗先挂了，春联吉语辉文藻。炉烧芷术香云绕，贺岁亲朋，都祝新年好。焚罢纸钱，灰寒不扫，斜日半街人醉倒。”大选家郎英版的沈诗里强调了“春联”的“吉语”性，并评价说沈诗“道尽中人以下之家风俗”。有清一代，初恋普及万家，在思想艺术境界上进入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期。
由于士庶阶层的广泛参入，春联的文字追求锤炼工整，结构讲究对仗平仄，在内容上“道尽中人以下之家风俗”，贴近老百姓之憧憬愿望、道德规范和审美情操，故而不失是受众最为广泛的文学作品。这也就是春联之所以能世代延续，永无衰微的秘密所在。
庚寅年腊月十四（2011年1月17日）
附记：本文已发表于《人民日报。副刊》2011年2月1日，发表时，因版面需要有删改。此为作者原稿。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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