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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者们在接受和理解“民俗学”的概念，尝试运用这一学术工具时，都不可能离开中国原有的学术传统，他们面对中国民众实际的语言和行为习惯，必然会形成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学术语言。例如，顾颉刚是以中国圣贤文化传统为批判对象而提出民众历史观的。再如，郑振铎的“俗文学”主张也说明了这种情况。民俗学在中国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西学术传统之间是怎样对接的，这在今天看来还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民族”与“人民”
抗战时期，在西南大后方和西北大后方，民俗学的研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于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向大后方迁移，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也纷纷投奔大后方，所以当时的学术界就在这两个区域中重新开辟了他们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这些人也做好了在长期抗战中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的准备。民俗学的研究在两个区域中都在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上与提高民族士气的政治需要相结合，民族的观念与人民的观念渗透于学术。所谓民族的观念，对于学术来说，就是指对于中华民族，内部包括多种“族群”（当时还没有现在55个少数民族的说法，下文按今天的习惯亦称诸“民族”）社会文化的关注。所谓人民的观念，是指对于人民创造与抵抗力量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抗战爆发之后，原来参加民俗学研究的大部分人员都离散了，原来的学术中心渐渐失去作用。另外的一批人上来，在战场的大后方继承民俗学的事业。他们虽然是民俗学的新手，却能适应战时的研究条件，配合抗战实际工作的需要而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这在西北的大后方表现得尤为明显。学术批判的主旋律在某种程度上暂时与参与全民抗战的主旋律互相交替。但是这种交替不完全是被动的，应当看作是民俗学与全社会和全民族的意识具有天然联系的表现。
如果说，在抗战以前民俗学对于各个民族的民俗生活现象还了解不多，那么抗战期间依靠民俗学与民族学的结合，对于各民族的口头文学和风俗习惯的考察就已经形成风气。这一风气的开端，是在抗战前的1934年，这一年出版了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书中对于赫哲族的风俗进行详细的描述，特别是对于长篇讲唱的史诗性故事“伊玛堪”给予了记录和叙事分类的研究。在抗战期间，学者们加强了对于各个民族的各种口头文学的调查研究，如刘兆吉《西南采风录》是搜集湘、黔、滇地区各民族民歌资料的结集。
作为民俗学重要分支的神话学，在西南取得了许多调查研究成果，主要是一批民族学者在对当地一些民族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来完成的。如：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传说》⑤、岑家梧《盘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⑥、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研究》⑦、马长寿《苗瑶之起源神话》⑧等。抗战前已有钟敬文《盘瓠神话的考察》⑨，可以说是民俗学接受民族学方法的表现。作为文学家的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所发表的《伏羲考》⑩等论文对日后神话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抗战期间的这些研究工作，为1949年以后更大规模地开展“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提供了经验，打下了基础。从此，民俗学家开始意识到他们与国家政治生活之间的一种特殊关联，这就使他们的学术具有增进各民族平等交往、团结和睦的桥梁作用。
在西北，“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民间文艺的调查研究取得非常突出的成绩，主要是由集中在那里的大批文艺家们来完成的，他们把这种工作看作是人民新文艺创作的基础。在“边区”的民间文艺调查研究，也是在新的条件下继承“五四”歌谣学运动学术思想的表现。特别是何其芳、张松如等编选的《陕北民歌选》，实现了“五四”时期学者们提出的科学记录和结合民俗学加以研究的设想，而且还达到了与音乐研究相结合的目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出版有两辑《民间音乐论文集》和《秦腔音乐》等九种民间音乐集。此外，他们还出版有故事集、谚语集、窗花集等。但对于当地老百姓日常的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现象，他们并没有开展更多调查。
不同于西南，在西北边区的民间文学研究不是完全依靠专业的学者，而是动员了整个的知识界。如1941年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关于“秧歌”发展前途的大讨论。1943年春节在延安举办了盛大的“秧歌运动”，知识分子也投身于表演当中，事后又发表评论和研究的文章。这种重视对民间文艺和人民生活情况进行调查的风气一直延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区域当中出版了许多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书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要“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号召，对这一时期民间文艺研究新局面的形成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关系的反思
（一）民间文学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接继承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民间文艺工作的传统，搜集、研究民间文学的工作成为了国家文艺和文化事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学习苏联经验等原因，作为研究风俗习惯的民俗学与社会学等几门其他学科一样，从学科设置当中被取消。“民俗”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概念已被“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所取代；同时，“民间艺人”，包括故事家和歌手等，作为民间文学和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成为了重要研究对象。这种重视民间口头创作的文艺观和文化观与“五四”歌谣学时期学术民主性的思想一脉相承，也坚持了“科学”的观念，即认为学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民间”是有区别的，以为学者可以掌握着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使民间文学得到正确的搜集、整理和获得本质认识的研究。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任副理事长。在这个团体的统一领导下，1950-1960年代，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大量发掘出来。1955年4月创刊的《民间文学》月刊，至1966年停刊，共107期，主要刊发各类民间文学作品，兼有评论。1958年召开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队伍中一般来说是包括搜集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两方面人员，前者多在基层，后者多在院校。“忠实记录”和“科学整理”的原则被研究者所强调，而搜集者多对于这些原则有所置疑，因为他们对于民间生活的流动和口头传统的灵活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很难认可“忠实”记录和“科学”整理一个故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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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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