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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和顾颉刚几乎同时到中山大学上任。钟敬文担当了《民间文艺》、《民俗》、民俗丛书等书刊的编辑工作，可以说是民俗学会的中心人物。当时钟敬文先把王翼之编辑的《吴歌乙集》登载在《民俗》上，后来作为民俗丛书的一本刊行。其后被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批评为宣扬“猥亵”，从而被迫离职。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当时民俗学会面对的困难，但是钟敬文在他编辑的《民俗》最后一期上，不仅对于囿于旧伦理观念的近视眼者，而且对来自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的蔑视表达了希望他们作出冷静公平的判断的强烈希望。另外对于内部存在的不同意见也表示了不满：
各人对于这个学问（指民俗学——引者注）的意见，颇有未能尽同之处，这也是我们所觉得缺憾的。譬如，我们第一期所披露的“发刊词”，便很可作这个的证见。这个发刊词，是顾颉刚先生的手笔，顾先生是一位史学家，他看什么东西，有时都带着历史的意味。……就是他用他史学家的眼光写成的，……又在许多文字里，颇有些话，不很与民俗学的正统的观念相符的，我在看稿时虽然很清楚的看到，但因为种种关系，也就容许过去了。
其后，钟敬文于1928年秋天往杭州，第二年春天以到浙江大学上任为契机重新独自开始民俗学活动。当时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气势衰微前后，其影响波及到中国各地，民俗学会纷纷成立。特别是浙江省，在杭州、宁波、绍兴、湖州、永嘉各地增加了分会，会员超过200名，一时继中山大学后达到民俗学运动的新高潮。钟敬文是杭州民俗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恰好寄身杭州的江绍原也成为发起人之一。
在中山大学的时候江绍原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为国文系学生开设了过去各大学从未开设过的“迷信研究”课程。后来鲁迅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1927.9），“原本想与鲁迅先生同去” ,但是鲁迅不同意，加上被中大方面（傅斯年）及远亲兼好友胡适说服，所以江绍原也重新下定决心在中大专心于研究工作。但总是感到住得不舒坦，曾经对周作人抱怨说：“汪敬熙顾吉冈（指顾颉刚———引者注）都能自由，而我总是受支配，尤令我不平。” 江绍原不久未经允许辞去教职，以和钟敬文的相遇为契机在杭州共同开展民俗学活动。杭州民俗学会实际上从1930年8月28日《杭州民国日报》附刊《民俗周刊》（江绍原题）的创设开始正式活动，后来以第60期为“休刊号”预告今后将扩大规模结成中国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前后，不断地创办《民俗学集镌》和《民间月刊》等刊物，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江绍原也在最初期的《民俗周刊》上发表文章，向大家呼吁应当尽快解决“Folklore”的译名、范围、定义的问题，随后对于他的提案，读者在附刊上发表意见，踊跃地参与讨论。 但他后来似乎并不主动地参加学会。钟敬文也回顾当时的江绍原说，他“与学会有一定关系，但不大管实际事务”。 实际上江绍原在杭州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是在1929年回到北大哲学系以前的一段时间。而且既然各省各地的民俗学会直接间接地和广州民俗学会有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理解江绍原为何未采取积极的态度。当时甚至有论者指出，江绍原和南方（所指的是顾颉刚）的民俗研究形成对峙之势。 江绍原一直拒绝广州民俗学会之再三邀请， 《民俗》的通信栏里曾有读者请求周作人、江绍原诸先生常赐稿件（35,104,109期的通信栏），但是江绍原始终拒绝和广州民俗学会的来往。我认为其原因不只在于人际关系。所以我想关注江绍原的独特研究内容“迷信研究”，把江绍原对于民俗的理解与顾颉刚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对民俗的看法相对照，来探讨现代知识分子对西学的不同接受。
三、江绍原的迷信研究
江绍原1914年16岁赴美求学，三年后因病辍学回国，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翌年参与创办进步文化团体新潮社，为该社成员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在参加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当场被军警逮捕。其后1920年又由北京大学选派赴美深造，可以说江绍原很早就得到接触西学的机会。 学成后他先专心致力于宗教问题。在国内的学界，前一年刚发生非基督教运动，除了周作人等少数文化人之外，“宣扬科学，排除迷信”是大家的共识。 本文不准备详述周作人及江绍原的宗教观，但是江认为宗教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之一部分，所以回国后发表的宗教论和当时的一般论调有相当距离是理所当然的。 江绍原多次投稿的《晨报副镌》，当时以“科学与人生观”为论争的中心。其中他提出“合理的宗教”，怀着五四时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想要通过宗教学研究来探索改革社会的理论框架。但是由于他的言论偏激，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自我矛盾，结果失败了。 其前后他的关注中心转移到民俗学，从《礼部文件》开始，接着又写了大量的系列“小品”，这些工作一直持续到他的迷信研究工作期间。最后他不是把宗教和迷信等同，而是把当初的宗教观归结为迷信研究的一部分。在中山大学开设的“迷信研究”课及复职后只开设了一年的“礼俗迷信研究”课中，具体展示江绍原的迷信研究成果。在开始具体分析之前，我想先整理一下江绍原对于Folklore的想法。
如上文所述，当初江绍原和周作人从弗雷泽的著作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们到底是如何消化比较民俗学这个研究手段，以及用进化论的解释来掌握历史的理念？江绍原的多数关心对象都受到弗雷泽的影响，这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他坚持收集资料的时候采用比较的办法，为此需要广泛的合作。但是他开始以民俗为主要研究对象之后，就察觉到西欧只能到落后国家寻求民俗资料，这和中国的国情不同。他在接受西洋民俗学理论的过程当中，逐渐独自确立了对于Folklore的看法：
我个人所下的民学（江绍原的Folklore的译词———引者注）界说只肯说它是研究“文化虽已升至较高的平面然未能普及于一切分子之社会其中‘民’阶级”种种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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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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