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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所以被古人认为恶月，我们的解释如上。但是为什么在五月里面，初五又特别被认为恶日呢？五月之所以多忌既然因它是夏至之月，那么此月中特别恶的日子，该是不定日的夏至，不是死板的初五呀。在回答之前，让我先点明我们普通认为特别属于端午的各种禳灾仪，其实在各省不但有些地方在五月初一、十五、十七、十八（参看上面自（12）至（17）各条）举行，而且另有些地方确于夏至日举行：
（18）《广东志书》，广州府──“夏至屠狗食之，云解疟”。
（19）英德县──“夏至磔狗御虫毒”。
（20）《湖广志书》，零陵县──“夏至节日食粽，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虫”。
（21）《吴郡志》──“夏至复作角黍以祭，以束粽之草系于足而祝之，名健粽，云令人健壮。夏至以李核为囊带之，云疗噎”（宋人范成大咏夏至诗：“李核垂腰祝噎，粽丝系臂扶赢，节物竞随乡俗，老翁闲伴儿嬉”）。
（22）《浙江志书》，绍兴府──“夏至山会，农人作竞渡会，衣小儿衣，歌农歌，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先后相驰逐，观者如堵”。
（23）《湖北通志》──“夏至节日食粽，是日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蠹。按今俗多于是日为龙船会，亦谓之瘟火会。其制皆以纸为船，形长丈余……金鼓箫板旗帜导龙而游，曰迎船。……数日后……导送河干焚之，曰送船。又别开坛建醮，动连旬日”。
我想假使极古的人，自然而然的知道每年有一个叫“夏至”的日子，是“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的一天，则他们必定即以此日为一年中一个送瘟除灾之日。然而事实上，夏至日的观念及其推算法，皆是较进步的时代的产物。在这个观念被发现之前，一般人只模模糊糊的知道日长至之日在五月，故五月为恶月。至于恶月中送瘟除不祥以何日为最宜，最初许卜日为之，没有确定之期。但是等到夏至的观念出现之时，社会的习惯却说不定久已规定下五月某一日或某几日为送灾节。于是难问题迎面来了：五月的禳灾节该怎样规定才能既不违反社会上的旧习惯，又不与新的知识相背？各处地方的解决不同：有些地方完全保存旧制，不理会夏至日；另有些地方把送灾的礼完全移到夏至日去举行；还有些地方则分在旧时规定的日子和新发见的夏至日举行之，或将非夏至日的礼，择其要者在夏至日重复一遍。夏至日与五月其他各日的风俗所以很多相同之处，其理由在此。
在夏至的概念未出现之时，五月的初五有特别的理由，容易被人选为送灾之日。初民总不免把数目认为神秘之物。五月既为阴气始盛之月，则“五”之数显然与诸不祥有很密切的连锁；五月中与五有关系之日为五、十五、二十、二十五等日，此诸日之中，又以初五为最，于是五月初五──重五──被认为阴气始盛之日，所以也是最宜于送不祥之日。试问五月五之外，一月一、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等日，不都是被认为一年里的重要之日吗？可知古人的确重数。
至于古人认五月五日为恶日的明证，尤其是不胜枚举。他们在这一天的举动，处处表现他们确以为一切恶兽毒虫，妖魔鬼怪，其时都渐得势。这一天实在毒极，所以连恰巧在此时入世者，也成为可以克死父母的毒命人。《史记·孟尝君传》：“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西京杂记》：“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不欲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世说》：“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饔中投于江”。《孝子传》：“纪迈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宋书·王镇恶传》：“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踪宗。祖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癸辛杂识》：“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这种俗忌，至今还存在。又《遵生八笺》引《道经》云：“五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谓之九毒，戒夫妇容止，勿居湿地以招邪蕉，勿露卧星月之下；十五、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又云“杨公忌日，初五日不宜问疾，名地腊日”。以上三条我都认为昔人忌“五”数的佐证。
发稿前接到俞平伯兄极有趣味的信，其中有一处讲“上巳日”的话，我读了而想到关于送灾日期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将在日内把此信发表，兹先引我此刻特别要用的那一段：
这儿更有一问题，就是三月三日与上巳之区别。这本来很明白的，三月上旬逢巳，未必便是三月初三。而且更有一不可解的疑问，就是三月上月不逢巳便又怎么？《癸辛杂识》说“上巳”为“上己”之误，引如下“或云上巳当作十干之己，盖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类，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则上旬无’巳‘。故王季夷蝺上巳诗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证也”。这个解释很有趣味，不过在古书上别无他佐证，只可当作谈助而已。至于上已与三月三之迁变，《晋书·礼志》上有一节：“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依此，最初是用上巳，后来改为三月三日，而不问逢巳与否。至于原来的真相如何，颇不易断言。
《癸辛杂识》的主张以及《晋书·礼志》的记载，不论可靠与否，然上巳与三月三日不可相混却非常明显。于是我被此二书提醒了：端午与五月五日，也是不可混为一谈的。端午之名，不知起于何时。《古今图书集成·端午部杂录之二》云：
《资暇录》，端五者，按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岂三十年端五之义别有见耶？《缃素杂记》：余按宗懔《荆楚岁时记》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乃直用“午”字，与李济翁录所载不同。以余意测之，“五”与“午”字皆通；盖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于理？《事物原始》：《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为端阳，一云蒲节，一云重“午”。《本草纲目》：重“五”日午时取井华水，宜造……诸丹丸。
我不懂文字学（“小学”），但是我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不敢信端午重午之午，与端五重五之五是一件事。反之，我从名词上的殊异，悟出古代的送灾节，有时是在五月的第一个五日（即端五或重五）举行，有时则于建五之月的第一个午日（即端午或重午）举行。端午与端五孰为较古，我此刻不敢断定；我所敢说的，是择端午与择端五的联想作用，实在同样明了。古人既因五月为恶月，因而重视五月的五日，自然也会因建午之月为恶月，因而重视午月的午日。易言之：他们既然会把五和不祥联在一处想，为什么不会也把午和不祥联想？午月既是恶月，则此月中最恶之日莫过于午日，而午日中最恶者又莫过于午时；此所以古人最忌午月午日午时。在相反的一方面，既然午月午日午时之后一切阴匿开始大活动，所以有些举动（例如合药和作符）最宜于其时举行。假使我的话可以成立，则五月五日终成为送灾节的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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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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