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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端午日又有打醮和“傩”的风俗。这与用船送灾，自然是相联属的：因为要送走不祥，先须把它或它们从人家里逐出。下面三条均见《湖广志书》：
（4）德安府──“午日造龙舟角黍以吊屈原，俗误为禳时令，故敛赀以醮”。（从我们的观点，这自然应改为”午日造龙舟角黍“,禳时令也，故敛赀以醮，腐儒误为吊屈原）。
（5）应山县──“端午闹里纸竹为龙舟，作醮事，曰平康醮”。
（6）黄冈县──“端午溯风巴河镇迎会，傩人花冠文身，鸣金逐疫”。
（7）《广东志书》，新兴县──“端午各就其近属神祠，鼓吹迎导，巡麻人家；师巫法水贴符，驱逐邪魅”。
第三，端午日浴身，饮药酒，以及在门户上和身体上悬佩厌胜物等等的风俗，我因为大家都知道，而且又属于我所谓私人的禳灾──别于公众的禳灾──所以在这篇短文里面，我不打算多说。但是以下的若干风俗，特别有趣，而且它们与用船送灾之举，似乎比其他的私人禳灾式，更能互相发明，故抄录于下。
（8）《江南志书》，怀宁县──“日晡时妇人以水浸残花掷街头，云送赤眼神”。
（9）《广东志书》，从化县──“五月五日至午烧符水洗手眼于道上，谓之送灾难，是时再播种”。
（10）石城县──“五月自一日至五日童子以风筝为戏，谓之放殃。偶线断落其屋舍，必破碎之，以为不祥”。此地的人本想把“殃”用风筝送走，自然不容它断落在自家房上。
（11）《山东志书》，登州府──“端午军校惭柳，于教场立彩门，悬葫鸽于上，走马射之，中葫则鸽飞，谓之‘演柳'，间一行之”。这似乎又是一种送灾的法门；不过是所用的运具非舟或风筝等无生物而为鸽子耳。
第四，我们平常似乎认屈原确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死，而且竞渡或类似竞渡的举动又都是确于此日举行，故以为竞渡起于招屈。无奈屈原的死日，现在已无法考证，而竞渡一系的风俗又不限于五月的重五日──有些地方是在十五、十七、十八举行的。屈原顾此失彼，不知将如何死法才能证实缙绅们的竞渡拯屈说。所以除非屈原死过一次以上，或有一位以上的屈原，我们只得将他弃置一旁，认定划龙舟本来完全是一种遣送不祥的仪式。
这一系的风俗之不限于端午除《武陵竞渡略》所记的而外，有下列诸志书为证：
（12）《湖广志书》，武昌县──“五月十七日小儿女悉赴瘟司庙上枷；次日庙神出游，舁者盛饰去帽簪五色花，沿街曳茆船，谓之逐疫”。
（13）大冶县──“五月十八日送瘟，纸作龙舟长数丈，上为三闾大夫像，人物数十，皆衣锦绣彩绘，冠佩器用，间以银锡，费近百金，送至青龙堤燔之，其盛他处罕比。昔人沿送穷之遗制，船以茅，故至今犹谓之茅船，而实则侈矣”。武昌和大冶不是“水浅”之区，而送瘟之船旧用茅制，可知龙舟本非备人比赛，而是装载不祥，置诸中流任其远去的（或举火烧了的）。
（14）广济县──“五月十八日棚会，市民十家一棚，祭瘟神，会饮或醮禳，焚仓术，插桃叶”。
江西的湖口县不会“水浅”吧，然据（15）《江西志书》云，该县“五月十八日为纸龙舟，形如真者，皆结彩装戏游于市中；所过民家，投以五谷盐茶，名曰收瘟；游毕送至郊外焚之”。“老西儿”的龙舟，尤其不一样──是用车扮成的。
（16）《山西志书》，阳曲县──“仲夏之月，五瘟庙僧，令人曳车作龙舟状，列五瘟神像，具饶鼓，从朔日起遍游街衢，人俱剪衣带少许，投钱米中施之，俗曰送瘟船”。
（17）《广西志书》，全州──“五月望日，郱落竞渡，俗言‘撵大十五’”。这是比端午晚十天的竞渡。
这一类的材料，志书里必定还有许多；只可惜我没功夫去找。听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有一个抄志书的动议；他们想派人到京师图书馆去，把那里所藏的志书凡其中与风俗有关的记载，一概录出备人研究。这件事假使做到，于我这次的研究──譬如说──不知会有多大的帮助！我希望他们能早日着手，早日成功。
综合的结论：离现在不很远的时代，我国各省在五月都有划船送灾，或命意与此同而表现法不同的风俗。举行的日期不一定是初五，虽则大半似用此日。私人们和公众，其时有种种禳灾的举动。竞渡就是公众禳灾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不过是有些地方并无所谓竞渡而只是用车扮或用茅竹、纸等物造成一船，船上有时放种种人物或瘟神的像，导以旗帜乐队，遍游全地收灾，然后把船或者烧掉，或者泛于水中。他如打醮或大傩，目的自然也在驱逐不祥；私人们的放风筝、军中的演柳，也都是遣送不祥的法门。我们越把竞渡和五月初五（或五月他日）其余的风俗放在一处看，便越信俗传竞渡禳灾之说是对的。易言之，便愈信所谓竞渡，其前身本是公众禳灾仪的一节目，后来才逐渐生长成，或云脱胎为真正的”竞渡“。
（备考：发稿前，吾妻见广东石城县端午放风筝一条，遂告我曰，江浙有些地方的人最忌旁人的纸鸢落在自家房上。失者恐房主人责问，往往不敢声张；如必欲索回，须备香烛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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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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