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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们都公认，每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都有各自最为鲜明的特色。这“特色”的构成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但其中各自“乡土情结”的体现与乡土美学的张扬，则是更为内在的、至关重要的方面。
历史地看，各少数民族艺术活动中的“乡土情结”首先是属于自然与人文间“天缘”相适的，是原位性与原生性的，因而也是合于生态和谐结构的。譬如，生息于中国西南边陲的怒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每个山寨里的许多活动中都常常是歌舞相伴。当地有这样一首民谣：“你想知道我有多少歌，／就去数数沙滩上的沙粒；／你想知道我有多少舞，／就去数数山坡上的树叶。”他们的歌舞所表现的内容，与其所栖居的自然山水和生产、生活实践，以及乡俗、乡情等密切相关。而且由于这个民族的人们生活于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的怒江大峡谷中，地位的偏僻与交通不便，使其早在远古时期已形成的艺术活动及民族文化传统，长期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加之单纯的社会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也使本身的传统文化发展速度与程度极为有限，所以，他们古老、原始的歌舞艺术得以代代相传，直至如今。［1］（413）
在中国东北部的鄂温克族，居于山林，以狩猎为主。这个民族的人们富有顺应并崇尚自然的天性，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全部社会组织结构是与自然相融合的；“他们没有控制和驾驭自然的想法，即使是在宗教仪式中也并不想让神与自然对立，也不想强制或掌握某种神的力量为自己服务，而仅仅表达一种愿望或特定的形式，这些愿望和形式大部分是为了避免与自然发生冲突或违反自然神的意志。因此，鄂温克人把自然本身的存在形式和四时更替看作是最完美的，把接近自然或类似自然的创造物也看作是美的。……他们祈望的是自然、动物、人之间存有一种和睦的、相安无事的关系。”［2］（61）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及生产、生活方式，也就必然形成了鄂温克人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意识，并在他们的艺术活动中予以体现。
无论是中国西南的怒族还是东北的鄂温克族，乃至中国的其他各少数民族，自然环境、生存依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是形成本民族特有审美意识的最重要的基础与前提，也是生成本民族艺术活动中特有的“乡土情结”的土壤。
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的乡土情结中，含蕴着深刻的人与自然相适相谐的哲学命意，其中最精要可谓是，依于自然之乡，源于生命之泉，通向永恒之途，复归存在之根。这实则体现出颇具普遍性的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大前提。一方风土人情的禀性格调，是地域中的水土风物的濡染与滋养，此在的那些有形与无形的文化，从根本上关系着所在民族的精神品质。如位于中国北疆的蒙古族艺术中的“绿色情结”，就是草原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在该民族人们心灵上的结晶与升华，是该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特质与突出的审美指向。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艺活动主体而言，乡土情结都是与生俱来的，是本民族世代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乡土情结的审美心理深深地奠基于他们的心理结构之中，无论走得很近，还是离得很远，他们都会把这个“情结”酝酿得别有意趣；他们的创作无论表现什么或怎么表现，往往都不失其本民族特有的乡土美学资质，其艺术价值也正是因此而突显。佤族有一首民歌这样唱：“为了去寻找盐巴，／不能不离开了家。／走出寨子回头望，竹楼消匿寨依稀。／翻过山坡抬头望，／村寨消失云飘逸。／我心中的竹楼啊，／在那片云彩之下。／我心中的山寨啊，／在那片云彩之下。”［3］（330）这是发自心灵的声音，无论走到多远，家乡永在心中。竹楼、山寨既是实有，也是象征，牵系着此在的情结。
三
如前所述，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的“乡土情结”及美学特质的生成与表现，是与其地域的、历史的以及生存与生命哲学的等原因密切相关的，即，在传统形态中，每个民族的“乡土”是一个独有的天地，本民族的群体或个体与“本乡”“故土”自适相谐，并视乡土为精神家园的安居之所。可是，到了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传媒大众化的当下，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当代人的生存背景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连同偏远民族间的地域阻隔也都纷纷被突破。那么，在此“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少数民族艺术的乡土情结如何存在与体现？其当代美学意义如何？等等，都是民族艺术发展中的新问题。
城市化的扩张、特别是“全球化”的出现，为民族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包括根系颇深的“乡土情结”及美学特质也同样不会例外。但是，从健康而全面的人文精神与美学追求方面看，应该说，民族艺术的乡土情结不仅不会因此而消解，反而可以彰显出其新的文化意味与美学价值。当然，其存在方式与表现形态的适时而变则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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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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