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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观念，并且是文化群体固有的。人们只强调了文化对内的功能，而忽略了文化的另一功能——对外功能。这种对外功能就是群体文化的区分功能，任何群体为与“他者”保持区别性，都会在文化上制造或想象出不同性来，否则该群体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必要价值和群体内部的认同性，只有对外群体的不认同，才会有本群体的内部认同。所以，在多民族存在的空间和社会，人们为获取更多资源占有的合法性（权利），往往会更加强调带有区分性的民族文化的外部功能，制造出大量的区分符号，甚至超理性地鼓吹自己的文化多么悠久且一脉相传。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此种意义上的‘传统’必须与支配所谓的‘传统’社会的‘习俗’清楚地区分开来”。这些文化工具只是权威话语群体的一种表述，而这些话语则更偏重于“本民族社会历史共同记忆”建构，从而能够实现本群体更高的认同感。“詹姆斯·康诺利的《爱尔兰历史上的工人》就很好地体现了各种主题的结合。发明的成分在此尤其明显，因为它已成为知识或民族、国家或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的历史，并不是那些确实保存于大众记忆中的，而是由那些其职能就是如此的人所选择、撰写、描绘、普及和制度化的东西”。［4］（P．16）按照埃里克·霍布斯的姆的观点“就与历史意义重大的过去存在着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4］（P．2）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强调文化的区别性功能，文化则变成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民族传统文化也就具备了政治性特点。与此同时，文化的区别性特点，往往也会成为一种满足“他族”文化好奇的商业卖点。民族传统文化总体上会表现出生活性、政治性和商品性。
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认为一个人只要进入某文化群体中生存就要适应该群体的文化，即实现所谓的社会化。更有甚者认为一旦出生在某一文化的氛围内，他必然就带有该文化的根基，成为相应的文化人。例如：回族人一出生便被人想象成穆斯林，却很少有人考虑个体对群体文化选择的能力。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都是为适应所在的社会场景，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产物。社会场景是文化创造和选择的外部条件。换言之，文化只是解决人们现有生存场景的问题与危机的工具。因此，文化不是该群体成员生活的绝对必然，只是根据需要所选择的工具，尤其是在16世纪现代意义的民族与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民族传统文化的政治性和商品性功能越发明显。可见，民族文化只是一种维系民族共同体延续与发展的工具，为实现传承、教育、认同等功能，它既是内部的生存方式，又是外部区分不同民族的标识。
二、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
前面我们分析了民族与文化的关系，认识到文化只是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工具。尽管文化对人类群体发展具有很强的约束性，但它不是人类个体所固有的或必然的选择，它具有双重属性。但是作为一种整体文化它又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而前两个层次，主要是生产性和维系性（内部社会），而精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标识性的。
在不发生民族交往的情况下，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原则，精神文化只是物质与制度文化的一种升华，形成文化的核心，尽管在社会内部发展中，文化核心对其基础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一般情况下相对而言作用是隐性的，而且是理智的。一旦发生民族交往（诸如：战争、贸易、文化交流等等），群体文化的民族性便会彰显出来，民族文化的双重作用并存，并且民族文化各部分也就出现相对分离的情况。其中，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因其功能所致，它们更加追求实用和理性。正如洪巴格和拉斯威尔的见解，社会变迁的核心价值不外乎权力、尊荣、开明、财富、技能、福祉、情爱、正直八项。［5］（P．61）实际上对于个人而言，不过是要追求幸福的最大化。因此，他们对外来的生活性层面的文化表现出很强的接纳性。笔者调查发现，宁夏回族对可口可乐、肯德基、婚纱摄影、美国大片、现代技术、现代个人理念都表示很强的认同，并觉得接受这些是很正常的。而精神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它的标识性作用便充分显现，强调文化的区别，并且表现出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第一个明显反应是盲目排他。对本文化的“寻根”、对外文化的坚决抗拒（并且外力越强，抗拒也越强），只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盲目夸大本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最好的排他工具就是传统。为实现排他性目的，甚至慌不择路升华本民族的任何文化，假借一些想象的或“社会记忆”的特质，来增加民族传统文化的“份额”，便出现了很多被“发明的传统”。
第二个明显反应是改造外来文化。尽管在民族交往过程中物质、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出现一定的分离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是不可能彻底分离的，除非民族消亡之后。在强大的外来移植、嫁接文化武装的文化基础的作用下，精神文化部分也必然要与新的文化特质相适应，这样精神文化便会出现对新文化的“民族化”，使之成为民族精神文化的改造物，最终以“民族文化”的身份出现。例如：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用西洋乐器伴奏京剧等现象。
因此，在出现有威胁性的民族交往之后，民族传统文化问题就会出现两种特殊的现象，一种是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呼声提高，担心民族文化丧失成为社会潮流；而另一种则是大量的“新传统”出现。这样，民族传统文化则变成了反抗外来文化的工具。与此同时，它也肩负着民族内部发展与生存的功能。
民族传统文化是抵制外来文化的工具，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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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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