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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同化是不是在弱势民族自愿、非强迫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发生。“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42）当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写下这样的词句时，所表达的不仅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语言的情怀，更反映了法国沦陷区的人民被剥夺民族语言的悲愤。相比于非人道的种族强制迁徙和清洗，这种强迫进行的民族同化对弱势民族的伤害和威胁也许更为持久，并且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使用母语是人们的语言人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权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使用自己的母语，剥夺他们这种权利，也就是剥夺他们的语言人权，侵犯他们的基本人权。”（43）语言人权关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生存权，对这种人类最基本的权利，要予以尊重。
其次，对民族语言的尊重不能走向极端，现在很多自认为语言弱势的民族，已经对自身的弱势状况产生了反思要求。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反思走向“语言民族主义”的怪圈，在当代的经济、文化环境中，过分强调本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的独立性，并且反对吸收新鲜的外来语言文化，把本民族文化绝对化，进而发展到敌视其他民族语言的程度，那就不得不去审视这种现象了。它表面上看来是以弱势姿态抵抗语言侵略，强调民族语言的纯净，防止它消亡，具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而其内里却可能隐藏着一种文化中心论的自我强调，即它很可能在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自我强调中，拒绝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从这个层面上看，霍布斯鲍姆确实独具慧眼，他的观点有其独到、合理之处。
让我们看下面的事例：2006年，在欧盟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法国总统希拉克打断法国籍的欧洲工业与雇主联合会主席赛耶尔的话，质问他为何用英语演讲。在得到塞耶尔“英语是商务语言”的答复之后，希拉克愤而率法国财长和外长离席，以示抗议。希拉克的助手解释说，他们此举是在“捍卫法语”。（44）素以注重外交礼仪著称的法国，在外交场合如此旗帜鲜明地“捍卫法语”，其中折射出的“语言民族主义”现象，引起不少议论。尽管不可能出现普世统一的人类语言，但在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交融已经成为一种大势。如果把对民族语言独立性的强调提升到反对使用外来语言的高度，其实并不利于本民族文化和语言在开放与交融中发展。
具体到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如果没有一种为这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所认同的民族共同语，将妨碍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建立现代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首先要建构民族共同语，使人们从对这种民族共同语的认同、热爱中产生出统一的民族意识、感情，为政治上的统一、文化生活中的交流打下基础。那些所谓的弱势语言群体“在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中，并不一定会引发意识形态之争，除非是在某种语言刻意遭到压制，或被迫要以另一种语言取代时，冲突才会发生”。（45）“最严重的问题倒不是应选择哪一种语言作为传递文化的共同语，而是哪一种语文最适合用于高等教育或最有利于现代科技、经济和沟通。”（46） 让我们再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以法语语言文化为自豪的法裔魁北克人，自然不会看着最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在自己手上逐渐消失。于是，形形色色的保护法语、保护法语文化的运动和法律应运而生。魁北克有一个法律规定：严禁在街头出现任何英语的商业广告，任何店家如果在招牌上使用英文，则会被责令撤除招牌并面临罚款。魁北克有一种专职的“语言警察”，其工作就是上街查找“英语”和开罚单。同时，魁北克还有许多保护法语纯洁性的志愿者，他们的任务是看到英文标志就向有关部门报告，使魁北克街头永远远离英文的“污染”。（47）这种有些极端的保护法语的做法，不仅使得魁北克分立运动愈演愈烈，而且对魁北克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事例的思索，我们可以得出何种结论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交通、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相互间接触目益频繁，一种共同的沟通语言的出现不可避免，只局限在小地方或少数社交场合才使用的语言，一定无法跟通行各地的语言进行对抗。对此，普通民众也能够适应这种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语言调整或改变，只要该语言不致影响到只会说单一语言的人民使用其母语的权利。在与强势语言的生存竞争中，地方方言或少数语言日益面临衰退的命运确是事实，但这种衰退并不一定是因为受到国语的压制。有些人以非常令人敬仰的精神致力于维系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而且通常也会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可是这些努力，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充其量也只能减缓这类语言的衰退速度罢了。
有学者认为语言多样性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至关重要：“一种语言的消亡，其后果决不亚于一个物种的灭绝。语言消亡了，通过该语言代代相传的文化、知识就会消失。人类多样性文化的生存、延续和发展依赖于语言的多样性。”（48）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未免危言耸听。历史的发展和地域的变迁使人类语言演变成无数本质相同、形式各异的语言，语言的发展、演化也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有些小语种、小语言在历史进程中被淘汰是正常的事情。语言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可以作为承载文明的工具，部分语言的失却不会必然导致文化的失却和民族的消亡。
总之，通过对霍布斯鲍姆有关语言民族主义思想的解读，可以使我们把握其民族问题研究的整个思维脉络和学术倾向。“语言是那些将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差异性的外在的和可见的标志；它是一个民族被承认生存和拥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权利所依据的最为重要的标准。”（49）语言民族主义同政治民族主义一样，具有很强烈的现实色彩。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史表明，不论西欧国家还是日本，在建立现代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过程中，大都遇到过语言问题。语言是民族主义者寻求文化独立、民族认同的有力武器。霍布斯鲍姆有关语言民族主义的论述是极其富有创见的，不论人们从何种角度批评它的不足，仍然不得不承认其独具一格的思想为民族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基因”和养分，它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发现了新的真理，而在于扩大了思维的空间。霍布斯鲍姆的论断是在丰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也是把社会和文化思潮趋势与经济和政治运动的走向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得出的，为人们全面了解世界民族主义的特点和走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思考和研究的学术范式。由于时代背景所限，霍布斯鲍姆不可能对全球化时代语言民族主义问题的发展进行研究，这也给我们留下了继续思考和研究的空间。
注释：
①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有关1789—1991年世界历史的四卷本著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以及《盗匪》、《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钱进校：《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②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年代》，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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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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