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彝族、布朗族、德昂族与佤族葫芦崇拜的关系问题。
根据许多资料显示,彝族与佤族历史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19](P207)至于彝族与佤族在葫芦崇拜这一文化上非常有趣的方面,主要充分体现在“哀牢”人这一古族群的种种说法之上。
“哀牢”人作为云南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族群,出现于两汉时期,他们主要分布在滇西的保山、大理、德宏、临沧等几个州市的广大地区。关于其族属,历来有着争论,概括起来有3种说法,即:氐羌、百越和百濮族群。持氐羌族群说法的人,他们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在许多文献资料中南诏国的“乌蛮”彝族自称为“哀牢后裔”。事实上,如果孤立地看,必然坠入历史的迷雾当中,但要把它纳入到历史上各民族相互吸收、相互同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宏观的民族发展大趋势当中来分析,那么问题就清楚了。
从南诏历史的整个过程来看,它与佤族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如唐文献载:“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子为前驱”。(《蛮书》卷4)“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蛮书》卷6)等等。“望苴子”即佤族兵,“永昌”今保山、临沧、德宏等地州,说明佤族兵在南诏政府的军队中占有很大数量,他们作战勇敢,在南诏的政权巩固和开拓疆土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以上事实证明,佤族与南诏的统治者必然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根据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马曜先生说,白族老一代学者张旭曾经做过分析,指出:“南诏王室的族属可能和今天孟高棉语族布朗族等有渊源关系、“今天布朗族亦称‘乌’,与蒙舍诏同时称‘乌’,也不无关系。”[20](P444~445)经过分析,马先生进而指出:“南诏王族先为哀牢人,唐代初中期为乌蛮别种,唐代后期融合于白蛮之中”。[20](P445)这一观点是十分准确的。
近现代佤族与彝族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父子连名,尚黑崇石、崇拜葫芦老虎,过火把节等等,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与历史上他们的密切交往、相互影响是相关的。大量的历史事表明,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双向的。但从种种资料分析,佤族与彝族在葫芦崇拜这一文化问题上,可能是前者影响后者。关于“乌蛮”彝族自称为“哀牢后裔”,有学者进行这样的分析:“其一,蒙氏贵族接受了哀牢濮人中祖先来源传说的影响;其二,蒙氏贵族原本就是哀牢濮人,后来加入或是融合到社会经济、文化更为先进一些的‘昆明’族群中;其三,借助祖先是哀牢人的传说赢得世居在这里的哀牢濮人的支持,借以扩大影响,壮大势力,为征服洱海四周各诏作准备。从后来的发展势态看,蒙舍诏之所以最终能统一其他5诏,建立南诏地方政权,其中依靠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泛的哀牢濮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21](P6)这一分析非常正确,它充分说出了古代的彝族与佤族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因为这样,与彝族同语族的拉祜族也有着非常浓厚的葫芦崇拜。
布朗族、德昂族与佤族为同一个语支,这是众所皆知的。过去,人们对他们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留意不够。其实,不管是布朗族,还是德昂族,他们与佤族一样,都有“葫芦(器)生人”这样的说法。这就进一步说明“司岗里”文化不仅仅是佤族一个民族的,而且也是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同时,这一情况也进一步说明佤族的“司岗里”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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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普洱2008年4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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