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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诚然能为文学研究破案释疑，乃至锦上添花，有助于更好地欣赏文学艺术，但文艺民俗学却不满足于此。陈勤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从学科建设的视角探究文艺学与民俗学交叉融合的可能，认为文艺民俗学主要应以民俗对文艺发展影响的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民俗学独特的知识、理论、方法对文艺发展的一些主要侧面进行分析研究，力图通过文艺作品的民俗学批评，把文艺学和民俗学有机结合起来，以揭示文艺创作、欣赏、研究过程中的民俗机制[7]3。宋德胤通过研究文艺和民俗的关系，揭示文艺民俗的产生、构成、发展、变异，探究文艺家与民俗的关系、民俗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文艺民俗的独特艺术魅力、文艺民俗与鉴赏和接受的关系、文艺民俗批评等问题，侧重研究书面文学作品中的民俗事项，其文艺民俗学研究更靠近民俗学。秦耕在其专著中先总论文艺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文艺民俗学的方法和任务，以及文艺民俗学的视角，随后分别论述文艺民俗和民俗文艺，最后还是回归到文学艺术本身，即文艺民俗学跟文学艺术的关系更近。
如果说以上以民俗学为背景的学者从借助民俗学破案释疑到文艺民俗学的自立门户，走的是一种自觉建构理论的路径，那么，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走的却是一种批评实践的路径，对民俗学理论方法的鉴借也是不自觉的，更没有从学科建构的角度去搭建自己的理论大厦。前者自觉地建构理论，并打出文艺民俗学的旗号；后者虽没有打出这样的旗号，但其批评实践却是走文艺民俗学的套路。民俗学背景的学者试图强调民俗学理论方法对于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力图建构这门新学科的理论谱系，虽然这样的理论谱系还显得不够严整，但理论探索的前景还是诱人的，只要我们的文艺民俗学研究范式实现真正的升级换代。而研治现当代文学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民俗学方法或视角，也即是钟敬文先生所提倡的“把民俗学的视野、或民俗学的方法引进文学评论、或文学研究”，对现当代作家与文学进行批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实绩。如陈思和自铸民间、共名、无名等术语，重新审视张爱玲的都市小说和抗战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视角独特，观点新颖[8]；其领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就贯穿了“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无名与共名”、“民间理想主义”等核心观念。
陈思和在《再论〈秦腔〉：文化传统的衰落与重返民间》一文[9]中论述了任何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必然会在艺术画卷中准确地反映出时代变迁中的社会风俗及文化史，《秦腔》正是通过对传统乡土文化式微过程中的各种现象的艺术把握来展开对当下农村社会状况的揭示。他进而总结说，文学之所以能在农村与家族两大空间里取得重要艺术成就，其原因之一，就是这两大空间天然拥有超稳定的自我调节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体系的运动形式构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发展轨迹。虽然从现代性这一因素进入中国以后，这两个空间的文化价值一直受到挑战，关于农村衰败和家族崩溃的故事几乎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但同时它们又始终拥有一种能力，能够及时吸收各个时代的否定性因素，来重新调整自身的生命周期。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直线性的运行，而是在持续的循环中完善自身和丰富自身，即便是走向崩溃的文化价值体系，它仍然会在内部滋生出无穷无尽的新的因素来化解最终命运的到来。这就为“文学的乡村”或者“文学的家族史”提供了想象的可能性。陈思和还在《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10]一文中详细探究了东北民俗文化是如何渗透到萧红的小说创作中去的。通过对《生死场》的分析阐明，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敏感的内心，使萧红的创作非常贴近中国民间的存在现实。王光东也从民间视角重新考量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的关系。这些学者对民俗学视角的借用，确实拓展了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
另外一批学者虽然走的也是第二种路径，但跟陈思和等学者不尽相同，他们紧紧抓住区域文化对作家创作（包括作品风格和审美内涵等）的影响。《百年文学与市民文化》中的“市民文化”就包括了区域民俗文化，而《黄土地上的文学精魂——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观陕西作家群》[11]在论述陕西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当代陕西作家群的影响时很有深度。他认为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之点：一点是关中平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它成为我国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最为发达、积淀最为深厚的地方，给陕西作家群注入了具有强健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另一点是自然生态遭严重破坏的黄土高原和陕南贫瘠山区以及全省远离海洋的闭塞的内陆地理环境，使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长期受到大自然的威逼和贫穷的困扰，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代陕西作家。
另外，对上世纪80年代韩少功、莫言、郑义、阿城、李杭育等作家创作的命名（即“寻根文学”）就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民俗学维度。所谓“寻根”不管是乡土寻根还是城市寻根，寻到最后总会寻到区域民俗文化这个“根”上。即使像朱大可对“寻根”诗意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如此[12]：“寻根即撒娇。寻根就是将孤寂的自己托付给一个在我之前的先验实体，屈从于它的慈爱或恩宠。寻根就是找寻一个可以临时寄居的避难所，就是一次悲凄的怀乡运动，它旨在辨认与个体密切相关的种族的原始罪恶或原始幸福。”近期有学者张永从民俗学视角整体观照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
诚然作家文学创作都会受到民俗或区域文化的影响或渗透，但他们创作成就不一，审美风格也存在着差别，就像同样以绍兴为题材所创作出的散文，鲁迅和周作人的风格就截然不同，成就亦未能等量齐观。说到底这可能跟创作主体差异性有关，鲜活的主体绝对不是另一个主体的复制，虽然面对相似的充满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但每个主体的眼界、情感指数或聚焦的兴奋点都会有差别。另外，创作主体的才情思想以及情感也决定着作家文学的不同风格。不管是以文艺学为主体，通过吸纳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等“外资”来扩大自己生存的疆域，还是以民俗学为主体，让文艺学充当自己的“粉丝”，文艺民俗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作家的文学创作上，或借助民俗学这一“外资”来发展充实文艺学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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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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