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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间的合作与学科发展
学科的边界是人们便于学科间的分工而设置的，合理的社会分工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所以，进行必要的学科分工，目的在于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科发展。但是，应该看到，学科边界的设置是人为的，因而是弹性的而非固定的。再者，学科间的分工最终目的是为了合作而非隔离，正是通过不同分工学科的共同合作与努力，才能促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由于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着较多相通之处，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无论社会学，还是人类学或民俗学，所要研究的都离不开个人、社会以及人们在社会中创造的文化。由此可见，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有着更加亲近的“亲缘关系”。
社会学与人类学两学科在现代中国学术史有着密切合作的历史传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吴文藻先生就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请进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讲授社区调查方法和社区研究，而且还选派学生到英美学习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抗战时期，吴先生极力鼓励学生到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社区研究。由此形成了社会学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很好的结合。
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合作，其实是中国社会实际的需要。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自然结果。在有些学者看来，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过分亲密，导致学科边界模糊，以致影响学科发展。这种逻辑其实并不完全成立，因为学科发展的关键要看它能否有效解释社会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区分是什么学科。如果这样，那就本末倒置了。中国社会实际与西方社会毕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有广阔的农村天地，那里又生活着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各民族人民。所以，完全照搬西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显然不能满足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需要。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方式，对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逻辑和变迁机制则非常有效。
同样，对于中国人类学来说，其发展路径不可能沿袭西方传统，因为西方人类学毕竟与殖民主义历史有着微妙关系。所以，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必须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去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实际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时，就需要借鉴和结合中国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相互贯通、相互促进。
社会学与民俗学是两门密切关联的学科，二者在历史渊源、学术传统、研究对象以及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存在许多交叉。在过去，就已经有不少社会学者和民俗学者合作进行研究，像吴文藻、费孝通、钟敬文等前辈学者，把存活于乡间街巷的民俗文化作为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这种学术研究其实是国际、国内社会学界、社会人类学界的一种深厚学术传统。今后，社会学和民俗学这两个学科应该而且必须携手并进。可以期待，不久的将来会有一门中国特色的交叉科学——民俗社会学或社会民俗学出现，它应被看作是社会学或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当今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间与正统、传统与现代、民族文化与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关系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增进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决定着我们对待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态度，而且关系到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社会与文化发展战略之前，需要有审慎的思考和理性的认识。如今，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转型时期，如何保护、开发和利用民间的、民族的和传统的文化资源，是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和认识的。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不仅是民俗学、民间文化学的任务，也是社会学的重大课题。
民族的、民间的或民俗的文化事象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生长在社会生活的沃土之上；同样，社会也并非是空洞的概念，而是由活生生的人及他们的文化活动建构起来的。由此可见，民俗学的对象与社会学的对象是相互交叉、互为一体的，因而民俗学与社会学两门学科的研究也应该相互交叉、相互合作。学科交叉与合作能使各自的研究更为充实、全面。譬如，民俗学研究在解读民间故事的时候，如果能运用社会学的背景知识，那么，分析内容或许更加深刻、全面；同样，社会学在探讨社会结构与变迁时，如果能以一些具体的社会与文化事象为切入点，从具体实在的社会与文化现实中去归纳，那样，社会理论就会更为充实、更具说服力。
从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在规律来看，人类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创新常常是学科交叉与合作的结晶。相近学科之间的交叉与合作能够产生创新的优势：首先，交叉与合作能够拓宽研究者视野和研究领域；其次，交叉与合作将会促进各学科之间方法论的相互借鉴和创新；最后，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圆融，有利于理论创造和领悟力达到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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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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