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民俗学可以说脱胎于人类学,联系极为密切又有各自的特点和可以说清楚的学科分界。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学科还是联系与合作得十分紧密的,这里就不赘言了。
在促进一个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时,人们会强调各个学科的边界和特点,强调学科各自的理论传统和特有方法,但是,不难看到,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学科交叉和交融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这三门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贯通之处越来越多,也正是在这种学科交融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及学术传统[1]。
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理论自觉
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在中国可以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三个学科都面临着“理论自觉”的艰巨任务。那么,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及其使命、目标是什么呢?这种“理论自觉”的艰巨性、重要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根据费先生关于“文化自觉”论述的精神,结合我国实际,在我们看来,可以这样来表达:
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其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对文化自觉或理论自觉来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同样也要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这两个自主所要求的自主性,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来说,都是具有根本性质的。
第四,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艰巨性主要表现在,它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过程。
第五,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这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费老所说的,既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也即,既要避免对自己文化的国粹主义,也要避免虚无主义。同样,中国社会学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由上可知,“理论自觉”是一个具有广泛内容的概念。既然如此,那么,“理论自觉”中首要的自觉是什么?这就不能不涉及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反思的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
目前,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更需要解决理论自觉问题。就现状而言,人类学理论自觉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解决学科研究及理论的边缘化问题,或者说对西方话语中心的依赖问题;二是寻找构建学科理论的突破口和路径。边缘化问题有客观因素的作用,主观意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必须承认,西方人类学有较悠久的发展历史,理论与方法的积累自然较深,影响范围相对较广。我们在发展人类学时,了解和把握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动向非常必要,但如果把人类学理论研究等同于跟风,大量地依赖于西方学术话语,无形中丧失了学科的主体性,这是学科理论自觉意识缺失的集中体现。所以,人类学的理论自觉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不要崇拜和迷信西方理论,而是将其仅仅作为一种参照系而已。其次,要提升中国人类学的话语地位,必须找到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和发展路径,构建起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关键之处可能就在于如何充分地利用本土资源和自身的理论创造力。利用本土资源首先要真正扎根到中国社会的土壤里,像费老那样,通过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深入研究,建构起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加以理解和解释的独特理论。此外,理论创造氛围和创造力的提升也非常重要。仅有本土资料或本土经验是不够的,必须在经验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理论解释体系,才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人类学理论,才能在世界人类学中有自己的学术话语。
中国民俗学面临类似的理论自觉问题,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4]:“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学者,在世界上知名的,往往都是外国学者,但也不能老是几个外国人的名字,中国民俗学者自己要争气,不过要有充足的理论知识储备,要有中国学问的底子,知道中国古人有自己的那么一套,还要能吃透它,在分析和表达的方法上也达到了较高的修养,才能够说出自己的话。”钟老所提到的“说出自己的话”,就是要在吃透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上,创建出自己的民俗学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的一些学派。钟老晚年有一篇重要的论文,题目就是《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论纲》,说:“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他晚年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倡导在民俗学界影响很大。
民俗学的理论自觉还需要解决一个关系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民俗研究与民俗学理论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目前,在中国民俗学界,要么是纯民俗研究,主要描述一些民俗事象;要么是纯理论研究,主要评介西方的一些文化理论和民俗学理论,而有民俗学理论导向的本土民俗现象和民俗文化研究相对较少。只有本土经验,而无学科理论范式,难以和别人形成交流对话的平台;而只是一味地跟随别人理论,就更无交流对话的内容和载体。
总而言之,理论自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说到了至关重要的时期。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民俗学,不能一提理论就是西方理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者要有自己的理论抱负,不断增强自己的理论自觉意识,提升自己的理论创造的信心和决心,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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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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