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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这样的观点，最典型的见于：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小区考察研究》，第260－26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相关辩驳见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载于《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第31－38页。
⑧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三。沙壶，在大多数汉文献中都作“沙壹”，可能因壶与壹形似而发生伪替。
⑨我们应注意如此发生在华夏边缘的本土君长与汉官员间之模式化互动（本土君长向华夏族代表展示本家族之族谱）；另一个我所知的例子是，川西汶川附近的瓦寺土司，约在194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大员于右任到此视察时，瓦寺土司便向于右任呈阅本家族的家谱；于右任还为此族谱提上世代忠贞的瓦寺土司等字。
⑩该图卷原卷应写成于公元9世纪，今本可能为12－13世纪之重绘本。参见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40－51页，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出版。
（11）对南诏图册更深入的文本分析，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同上）第七章。
（12）《三灵庙记》，见《大理丛书·金石篇》第10册，第49页。
（13）三国时期鱼豢作的《魏略》中有一段内容提及“盘瓠”，这可能是“盘瓠”之名最早出现的文献。这故事说，高辛氏时王宫中有一老妇人，一天她得了耳疾，从耳朵中挑出一个大茧。妇人将这茧放在瓠盆中，上面以盘覆盖，后来茧化为一只有五彩毛色的犬，因而此犬被命名为“盘瓠”。《魏略》中又称，陕西西部汧水至陇山一带的“氐”是盘瓠之后。据此，盘瓠之国在西方。晋代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在注中他称，“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这样的记载也见于《玄中记》。此两种记载中的“狗国”，又都在东方海上某地。
（14）盘王在许多苗族地区指的是“盘古”；这是很有深意的一种转换，以“古老的民族”自视，以解除“盘瓠”族源记忆带来的污化身分认同。
（15）《杨善士正宇墓志铭》（1462年），《故大掾李公同室李氏墓志铭》（1452），《故居士张公墓志铭》（1426年）。以上均见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10册。
（16）“宗嗣序”，见龙姓族谱《万载流芳》，乾隆五十九年，广州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藏。
（17）参见芮逸夫：《川南苗族田野考察日志1942－1943》，未刊稿，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18）一本介绍彝族古历法的书之简介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中国居于末位。……它始自彝族原始先民虎伏羲氏族部落时代，它不仅渗透中国文、史、哲各领域，而且把中国文明史追溯到其它三个文明古国之前。”见于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19）我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的了解及相关理论乃基于其民族志调查资料，因此，学者不能以在南太平洋或非洲田野中所获之“族群”概念，来硬套用在中国西南之族群研究上。相反的，中国西南之族群与文化现象，可以丰富人类学之族群概念及相关文化研究。再者，中国西南民族复杂的族群与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历史及历史记忆间千丝万缕的牵连，以及人们的文化与社会认同的混杂性与多重边缘性，也反映传统人类学忽略历史、忽略宏观社会情境、坚持将“文化”视为一个有内在逻辑与一致性之整体，等等之缺失。人类学的这些特性，长久以来在西方即遭受许多学术与文化界的批评，在人类学内部也有许多的反省与反思。对人类民族志传统的批评与反思，见James Clifford ＆ George E．Marcus ed．， 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l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Robert Aunger， Reflexive Ethnographic Science（Walnut Creek，CA：AltaMira Press，2004）：M．Manganaro ed．，Modernist Anthropology：From Fieldwork to Tex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20）如我曾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一本手稿——《川西民俗调查纪录1929》——整理出版。在我为这本书所写的导读中指出，本书作者（黎光明）未受过任何民族学训练，但他的观察记录中却忠实地保留了一些非常可贵的资料，反映那一时代之情境。因此我也指出，“当‘民族志’成为一种典范文类后，民族调查者的眼光反而受到某些限制，调查者只观察‘有学术意义’的面相……”。这样的民族志传统一直延续到今日中文世界的人类学中。譬如，学者仍强调在一“偏远”土著社会中，找寻、建构其有内在逻辑与一致性的“文化”，而在田野中忽略不合此文化逻辑的事物、事件、外人，以及本地人的外来经验（或指出外来事物与经验如何在本地文化中得到新意义），以此建构一特殊化的异己。
参考文献：
［1］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A］／／民族考古学论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372－89．
［2］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116）［M］．中华书局，1974．
［3］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
［4］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故事：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M］．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
［5］梁建芳．西洱河风土记［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6］Pierre Bourdieu ＆ Loic J．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2），39－40．
（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11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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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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