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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拦街福活动的定性定位与组织管理
Characterizaition, Positioning, Organia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njiefu
黄涛
HUANG Tao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Professor, College of Humanities,Wenzhou University）
温州“拦街福”无疑是一项富于地方特色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又在长期的流传演变中不断融入时代精神。今天它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尤为珍贵之处，在于它是在城市公共场所举行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这种活动在传统社会曾经很兴盛，但是在现代城市举行时，其组织方式、活动场地、交通运行、人群安全等方面就出现很难处理的问题，于是这种文化遗产的传承就遭遇了困境。欲摆脱此困境，我认为应首先明了“拦街福”的性质，对它有一个恰当的定位，然后研究采取与这种定性定位相配套的组织管理方式。
目前对于“拦街福”这一地方文化项目的研究成果还很鲜见，人们对于“拦街福”的性质一般还说不清楚。它是一个节日活动，还是一个庙会？还是仅仅是一个集市？抑或是其他性质的一种大型民俗活动？搞清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怎样举办“拦街福”的根本问题。而搞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需要追根溯源，看它是什么时候、怎样产生的，历史上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而不能仅根据这几年我们所看到的样子来确定它的性质。
根据文献资料，“拦街福”之名出现在同治年间。此时有不少诗作提到“拦街福”的名称，说明同治时期“拦街福”活动已有很大影响。概览多首诗词，可知此时的“拦街福”习俗主要有祭神、祈福、张灯、演戏、歌舞、摆花、游逛等，其中张灯是最显著的习俗事项，大部分相关诗文都提到并重点描述之。由此判断，当时“拦街福”活动主要应在夜间举行。未见关于集市贸易的记载，至少说明此时商贸活动在“拦街福”习俗中是无关紧要的。至于祭祀何种神灵，则大多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赛神”、“迎神”、“春祈”.在同治年间蔚成规模之前，“拦街福”习俗应早已在形成、发展之中，只是我们对它最早何时出现，还没发掘到充足的资料来做确切的断语。叶大兵先生认为康熙和雍正年间温州已出现“拦街福”的雏形。其时黄云岫在《静观楼诗集》写到了“仲春迎会”:“入夜灯明和月照，沿街歌歇值醒移。”这与同治年间的张灯祀神相似。叶先生所举的其它例子则都与上巳节有关，如乾隆四十九年赵贻瑄所写《上巳迎神次周鸿津韵》、嘉庆四年陈舜咨所写《上巳夜观灯即事》，道光十六年黄汉所写《修褉吟》。陈诗“龙桥祀福晚初四，陆海游人动地来”则明确点出上巳节有“祀福”活动。这些诗词所描述的春季祈福活动与后来的“拦街福”很相近，时间都在三月，没有提到二月有此活动。由这些资料看，叶先生认为这些诗词所描述的民俗活动是“拦街福”雏形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这些诗词里，当时人们把这一活动分明称作上巳节。如果说这些活动是“拦街福”的雏形，则等于说“拦街福”脱胎于上巳节。据此，我得出一个还需论证的看法：“拦街福”习俗是上巳节演变而成的。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拦街福”习俗的源头。上巳节是中华民族的古老节日，形成于春秋末期，开始日期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初三。从先秦到汉代，上巳节的习俗活动主要有三种：祓禊、招魂、春嬉。魏晋以后，水中沐浴、招魂续魄之俗逐渐消失，临水祓除转为临水酒会。唐朝时，三月三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重要节日。每逢此节，皇帝都要在曲江大宴群臣，所谓“曲水流觞”.百姓也踊跃来到水边饮宴交游。不少文人写有诗文描述这种盛景。到宋代，上巳节明显衰弱，逐渐与寒食节、清明节融合为一体，成为集祭祀与春游为一体的清明节。这是全国范围内上巳节的演变情况。而根据上述诗文资料可知，温州的上巳节则变为春季祈福活动。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春季祈福活动越来越盛，举行活动的时间由三月初三这个核心日子向前后延展，由三月里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同治年间的二三月间的活动。到了光绪年间，《永嘉县志？风俗》则明确记载为：“二月朔，通衢设醮禳灾，名拦街福，以后循次取吉为之，至三月望日止。”其节期在二月初一到三月十五。
因此，可以说，温州“拦街福”活动是一个由上巳节演变来的、以迎春祈福为主题的地方性节日，是一种在城市街道举行的大型民俗文化活动。
20世纪初期以来，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拦街福”活动每年如期举行的自然传承状态中断，只是偶尔举行。近年来在学者呼吁、群众要求的情况下，政府出面组织了几次。当然这对于地方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拦街福”目前的状态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根据其活动性质调整组织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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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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