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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前期，华北地区曾经历了移民史上最壮观的一幕——“下关东”。上千万移民每年将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寄回原籍，就形成了一笔巨大的外来汇款。据徐慕韩研究：“每年山东农民由东北银行、汇款庄、邮局等汇兑机关汇至山东农村之款，可统计者在5，000万元以上。农民由东北回鲁自行带回者，尚不在内。东北汇款，实占山东农村收入之最大数目。据调查，大县每年收入皆在一二百万，小县亦在二三十万。”（17）如按此数计算，20年间，山东、河北的农村获得高达10亿元以上的汇款。笔者经过仔细分析，认为这一数字是有根据的。清末以来，山东、河北农民闯关东者可达2，000万之众，此数可从海关10年报告（1922—1931）以及最近张景岳等人的研究中得到证实（18）。10亿元汇款数的估计决不为高。其中受益最大者为山东农村。这是华北农村资本市场一笔巨大的资金来源，但长久以来却为学者所忽视。
劳务收入仍是农民自己挣的钱。外部资金进入农村占第一位的则是外国资本。这种情况最常见于烟草生产、棉花种植和西部的土地开发。如1935年英美烟草公司在潍县农村收烟5，700多万磅，价值300多万元；天主教堂在宁夏、绥远、察哈尔等地广占土地垦田，动辄数十万亩。其它如日本棉商、烟草商在山东、河北农村的投资案例，所在多有。
30年代，银行对华北的农贷极少，笔者估计不过1，000万元左右，但农村合作社有时可从其它渠道获得贷款，如从华洋义赈会手中。华洋义赈会十几年中共向中国农村投入了5，000万元的巨款（19），但大部分系赈灾。河北是华洋会活动最早、最重要的地区。
资金流入农村的另一条渠道是私人投资。一般地，中小地主主要活动在农村或集镇，而大地主则往往在城市里兼经商或从政，其中很多即是“不在籍”地主。这些人往往在城市中赚了钱之后再投资于土地。
农民借贷问题是农村资本市场的中心问题。下面根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在《农情报告》中所发表的两次关于农贷问题的调查数据编制成表，然后再加以分析。
农民贷款主要来自于私人（30年代初以后，合作社贷款在农贷中的比例逐渐上升），当然其中多数是地主、富农、商人，贷款又是高利贷。因此许多人认为这根本不是资本融通，而是“残酷剥削”。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也要两方面看。一方面，剥削是肯定存在的，这主要是超越经济、法律之上的政治、宗族等特权的存在所造成的，以及在自然灾害、战争等特殊环境下产生的。Kenneth pomeranz《地方利益探究：1900—1937年山东资本市场中的政治权力和地区差异》（1988）一文强调了地方政府权力对资本流通的阻碍作用。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资本稀缺，不看到这一点，从价值规律的供求平衡观点而言，很难解释得通农村高利贷为何会长期盛行。这一点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考察可说是一目了然，欧洲很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利率都很高，随着经济发展，利率逐渐降低，这是很自然的。我国农村至今也广泛存在私人借贷和高利贷的现象，私人贷款年利率20％—30％。所以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另一方面，即农村资本需求的潜力，这就是所说的“隐形资本”。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和外部环境的不良，使资本不得不处于“隐形”状态，但它也预示了资本扩张的潜力和前景。
表3． 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农民借贷状况统计
各省所占百分比 河北 山东 山西
分 类
农家负债占总 借钱 51％ 46％ 61％
农户比率 借粮 33％ 36％ 40％
银行 3．3％ 6．1％ 4．9％
借贷来源 合作社 11．9％ 8．4％ 1．3％
典当、钱庄、商店 29．6％ 35．2％ 43．4％
私人 55．2％ 51．3％＊ 50．4％
10％—20％ 6．6％ 5．4％ 2．6％
借钱年利率 20％—40％ 90．5％ 72．7％ 57．6％
40％以上 2．9％ 21．9％ 39．8％
借粮月利率 3．3％ 3．5％ 6％
6个月以下 10．4％ 18．7％ 39．4％
借贷期限 6个月至1年 84．6％ 74．1％ 51．2％
1年以上 5％ 7．2％ 9．4％
＊ 原文数有误，已改正。
我们上面是从借钱的角度去考察，如果反过来从农民存钱的角度考察也可以证明“隐形”资本的存在。1934年11期的《农情报告》上有“储蓄机关”一栏的统计，颇为发人深思。根据这栏统计，农民余钱都存在下列地方：银行占农民存款总额的0．4％；合作社占0．7％；典当占7．4％；钱庄占1．1％；商店占25．6％；私人占61．2％；其他占3．6％。农民储蓄60％以上存放于私人手中，这说明私人信用之强固，这是中国有异于西方的特点。
下面我们对华北农村资本市场的运行方式作一考察。
银行农贷一般是通过合作社进行，或是通过农业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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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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