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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毕竟博物之学还在世俗社会中顽强地延续，在中古一般知识与信仰世界中，它们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学问。上面我说了这么一大堆既往的历史，希望不是多余，因为这可能也是余欣这本书中要讨论的那些博物之学的背景历史。
三
更需要强调的历史背景是，“中古”即从魏晋到隋唐这一段时间，中国知识世界暂时打断了儒家化的大趋势，随着佛教带来域外的新知识，与道教激活本土的旧资源，原本被儒家渐渐定型的知识世界迅速地膨胀，中间一长段时间的南北分治和胡汉交错，以及后来隋唐时代繁荣的中外交流，更使“博物之学”有了重新生长的空间。
也许，我们在通常习惯并常见的文献中，并不容易看到这种博物之学花团锦簇的状态，因为这些文献可能经过历史学家的“筛子”和理性观念的“过滤”。不过，如果我们像余欣那样多看各种“边缘资料”，也许就可以看到通常被“遮蔽”了的知识史现象：可以看到写本时代的“经典知识”，是如何在辗转抄写中被世俗化地传播和扩散，成为日常的、地方的和实用的常识的；也可以看到各种占筮方法是如何把宇宙观念、政治伦理、病理认识、物候观察糅合在一道，并从“中国”影响到“四裔”的；可以看到一些外来的药物、蔬菜和本地的土贡，以及寺院的宝物，它们是怎样流通、收藏，甚至被想象，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还可以看到这些“形而下”的博物知识和技术，如何从早期顽固地延续到中古，又如何扩散到西域东海，从而构成了中国甚至亚洲知识延绵数千年弥漫几万里的“连续性”大链条的。
这既需要超越学科，也需要沟通中外。余欣在书中曾经反复说到一些有关方法论的话题，我希望读者多加留意。比如，第三章一开头说，“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导致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分离，使得很多重大问题被隐没在学科分野的坚冰之下”，这是提醒我们关注不同学科的沟通；而末尾所说的“这一方术超越了种族与文化的障碍，沿着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整个欧亚均有流传”，则暗示我们应当注意文化史研究不可划地为牢。第五章后面说，数术应当“镶嵌回出土数术文献整体的经络中进行综合研究，加深对那一时代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集体心态的理解”，并且可以从秦简、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看到“一种占卜技术具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竟能绵亘上千年之久”，既指出数术研究需要重建的历史语境和生活意义，又指出了中国知识世界的延续性特征；特别是第七章的余论，他郑重指出，应当“以具体的物种为线索，追寻物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以及一些值得珍藏的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痕迹”，实际上提出的，就是“博物之学”研究的落脚点以及“物”的跨文化交流。
四
余欣这本新著，敏锐地从一些看似零碎的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等出土的资料上，观察到了“中古博物之学”的存在以及流传状况，也透视了这些知识仍然合法甚至神圣的时代环境，实践了他所提出的那些研究方法。在这之外，我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知识与技术既然在中古时代和世俗社会曾经如此兴盛，那么，它们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又是如何，以及为何逐渐被边缘化、下层化或秘密化的？
记得大概六七年前，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一次座谈会上，杨振宁先生曾经让我谈中国思想史和技术史的话题，我本来就很关注“博物学”，所以，当时就拟了一个简略的提纲，想从孔子在古代曾经也被视为“博学”说起，谈一谈早期中国的博物传统。现在翻拣当时的笔记，我好像是说，这个历史过程可以勉强分为几段。其中第一，是儒家对各种“物”和“象”的解释，逐渐向“德”与“义”的面向发展，这导致了儒家人文经典的诞生与博物传统的被压抑；第二，是博物知识在汉代渐渐进入经典解释之学，尤其是导致了汉代的谶纬之风；第三，儒家中重视义理之士对博物传统和具体知识的轻蔑，导致了知识人的分化与两个知识世界的形成；第四，是轻视具体知识与技术的玄、佛、道，对博物之学也相继带来冲击和影响，更使得这种博物传统日益边缘化。
《梁书·朱异传》记载，朱异不仅“遍治五经，尤明《礼》、《易》”，而且“涉猎文史，兼通杂艺”，甚至“博弈书算，皆其所长”，这让当时的大学者沈约很感叹，说“天下唯有文（文章）、义（谈玄）、棋（棋艺）、书（书法），卿一时将去”。由此可见，在余欣所研究的中古时期，“博物之学”的传统一方面在知识人中延续，一方面也成了让人惊叹的凤毛麟角，这也许是一个转折和分化的时代。正是因为知识的正统和主流越来越文本化、道德化和义理化，知识被限制在少数经典的范围，甚至局促在内心的道德体验中，所以，人们对各种“杂博”的知识和技术兴趣渐渐淡化。而此后，科举考试制度将这种知识和技术压抑在另一世界，到宋代理学兴起，在主流知识世界中，更把这种博物传统变成天理的“形而下”基础，只是天理的“附庸”，并不具有一个独立领域，只是在医药、风水、赞礼等等特别的知识人中间，它才可能成为“专业”。因此，博物之学虽然被文化人所艳羡，但却不能成为分化的职业领域，在主流知识世界成了“被压抑的传统”。虽然在清代，由于考据学兴起，学者对天文地理数学器物之学稍稍兴趣有所增长，“博学”风气有所抬头，但遗憾的是，一方面它附着于经典诠释之学，仍然没有形成独立领域，一方面它即将遭遇强劲的西洋科学技术冲击，仍然不能改变在边缘的位置，因此，古代中国的博物之学虽小有复兴，却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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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12月01日 10 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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