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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启示
笔者认为，王明珂书中所论仍有一些地方值得进一步完善。
第一，他对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态度是模糊而暧昧的。一方面，他认为史料包含了人的主观认识与建构，是历史记忆的折射，因此借用文本阐释的方法来削弱文献史料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的论述又是依赖于大量考古史料得证。比如第二部分描绘的华夏边缘得以形成的资源竞争和分配的生态场景，对人类生态考古知识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第二，他“将历史记载视为人类资源情境下社会结群的一种表征”,但却忽略了历史记载中的权力关系问题：究竟是谁记载了历史？反映的又是谁的历史记忆？被历史代表和表述的大多数人的记忆又在哪里得以被发掘？所以说，即使王明珂做出创举，超越田野的时空性，但是历史记载始终是无法与田野报告人的陈述等同起来的。对于这点，王明珂在其后来更为系统化并获得更为广泛认可的作品《羌在汉藏之间》中，对文献解读和田野工作进行了更为恰当和完善的结合。
第三，该书工具论的痕迹很重，过于强调资源竞争、冲突与分配，却忽略了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占有主流地位的和同状态，比如和亲、封贡、互市、会盟等等。华夏边缘的认同、形成与变迁不仅仅是对于竞争场景的工具性应对，也发生于这样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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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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