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西方的族群理论层出不穷，以族群问题为主题的著作汗牛充栋。然而，西方的族群理论是否能照搬过来解释中国社会的族群问题呢？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可谓是针对西方族群理论的本土话语应对。
除了西学“中国化”的尝试外，王明珂在书中还采用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理解历史书写背后的资源情境、社会认同与个人情感，不仅具有打开新的研究思路的学术价值，更具有促进当代社会协调族群关系，调整政策的应用价值。
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
在序论中，王明珂即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理论取向──介于工具论和根基论（原生论）之间。王明珂首先否定了族群的客观特征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说”.他以羌族的语言、服饰、宗教信仰为例，说明用文化特征定义一个族群的困境。事实上，文化特征因众多模糊性和不确定因素难以作为划分标准，同时客观特征也是会被主观建构的。后者即带有“工具论”的色彩，说明“体质和文化特征并不是定义一个人群的客观条件，而是人群用来表现主观族群认同的工具”.
王明珂指出，工具论和根基论都具有明显的缺失。工具论强调资源竞争与族群边界的关系，强调认同的场景性与变迁，但并不能区分出族群认同与其他人类社会认同。根基论的原生情感之说恰能解释这种差别：族群认同的特殊力量是其可作为工具的情感依据。作者接着引入“结构性失忆”和“集体记忆”两个概念，社会群体依赖集体记忆得以凝聚和延续。“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记忆”是相当多元易变的综合体，“失忆”与“记忆”是可以作为族群内部精英人士应对场景的选择，在民族建构与整合中发挥作用的。
强调族群边缘的研究取向，王明珂采用了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解答‘什么是中国人’”.他采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以此视角出发，作者目的是要研究中国人，研究对象却是“中国边缘的人”,即以边缘为切入点，达到对核心人群的认知。族群边缘又是多重的，易变的，因此该书主要内容即在阐述华夏边缘界定的认同如何形成、扩张与变迁。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王明珂采用了一种历史学与人类学中介点的研究范式，尤其注重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传统的史学界把历史资料当做是一种客观存在加以考据，而王明珂认识到资料的主观性，因此引入了关于“历史记忆”与“失忆”的研究。这一点无疑是颇具人类学色彩的。同时，区别于传统的史学关注宏观正史的取向，王明珂也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历史，如对个人生活史的记述和解读，恰是反映了当代“新史学”的旨趣。
同时，王明珂提出了这样一个特别而鲜明的观点：“现实生活中的族群现象，与历史上的族群现象是一体的”,因此人类学与历史学存在一个诠释的中接口（interpretive interface）。作者打开了这样一种思路：“将历史记载当做田野报告人的陈述，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姿态进入史料世界之中。”换句话说，古人可作为今人之证，以对“过去”的新诠释来理解当代。
上世纪末美国清史学界出现了著名论战，并在此背景下衍生新清史流派。新清史研究的特色在于，认为满族人的族群认同和清朝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对于清朝的成功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新清史学家们非常强调对满族人的族群认同和中国各民族地区历史的研究。后者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调中国各民族地区的历史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从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清史。
如果我们借鉴此视角和成果，认识到相较于其他王朝，清王朝在民族政策上具有汉化与保持自我认同的双重取向，同时关注满族以同属于少数民族的身份，对待蒙古族、藏族及准噶尔部族等采取何种政策，作为对王明珂一书例证的补充，将会给我们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变迁与建构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0年12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