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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道教产生的源头较多：它吸收了古代中国从老、庄、《 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以及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的思维认识成果，又采撷了流传于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从而构造出名目繁多的神谱，同时还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主要是化学、医学）的成果，逐渐在汉魏六朝 时“整合”成一个复杂的宗教体系。从东晋句容（今江苏）士大夫道士葛洪著《抱朴子·内篇》，到南朝刘宋时道士陆静修整理编辑《道藏》、南朝梁代丹阳士大夫陶弘景写成阐述道教种种理论的《真诰》、道教养生理论的《养性延命录》等书。这个过程，就是一部道教成熟史。
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建立在长江流域的南方东晋南朝文化同道教的真正成熟，相互 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互动作用。这个时期，不少士大夫干脆做了隐士，或整日流连于水光山色，或炼丹采药，或书符写经，道教自然成为士大夫们的精神药石。正如人们所说：中国的“士大夫难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一旦在现实中失去支点，就更要去乱抱佛脚 ”［3］（p48～56）。
佛教在汉代传入，十六国时期佛教开始广泛传播。东晋时，佛学采用玄学的语言，加速了它的发展，广泛地为士大夫所信奉。到了南朝，佛教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一时期，立寺成风，造像成风，佛教成了最大的宗教，南方的建康和北方的洛阳成为当时佛教的两大中心。唐朝诗人面对南方佛教中心佛寺之盛，情不自禁地咏叹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到梁武帝时，佛寺已多达700多所。佛像和佛寺一样，遍地林立。南方的剡溪、北方的云岗，就是当时著名的佛像石窟所在地。由此可见，宗教迷信的空气是如何弥漫着人间。
而且，我们在讨论东晋南朝的宗教信仰时，绝对不能忽略当时分布在长江流域的荆楚、吴越的巫觋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与渗透。楚俗“信巫鬼，重淫祠”（《汉书·地理志》），吴越百姓狂热迷信巫师方士，祈求他们驱鬼治病，连弄到“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也在所不惜。《荆楚岁时记》、《玉烛宝典》就记述了不少江南民间的巫风习尚。不难想象江南一带飘荡着的这种神奇怪异的巫觋之风，不仅笼罩着民间，也渗入到士大夫之中。
综上所述，东晋、南朝时代上至士族，下至百姓的社会思潮，就是巫觋、鬼神、玄学、佛教、道教等思想的混合交融，有的有迹可寻，有的无迹可寻。近300年的东晋南朝文化，从未摆脱这种多神信仰氛围的影响。这同以周人“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为信仰特征的中原文化，确乎大不相同。
这种多神信仰，在经第一次迁徙后进入长江流域的客家先民身上，必然打上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并融进客家文化的血液之中。也就是在此种历史大背景下，孕育出客家人的信仰传统——秉承东晋，特别是南朝的社会信仰——多神、杂神崇拜。从民间信仰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南朝文化就是今日客家文化之直接源头。以往人们在讨论客家文化时，总喜欢简单而笼统地归结为“保存了中原文化”，此种说法是过时的，应当丢弃的。因为它对严谨、深入地研究和认识客家文化有害而无益。
东晋南朝这段中国历史，其间形成的南朝文化，对岭南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也同样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有关内容将另文讨论。
总而言之，客家文化之直接源头——南朝文化，对长江南北的文化发展起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南朝文化向北发展，成为灿烂的隋唐文化；在南中国，则发展成闽江流域闽人（包括潮汕）文化、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就是对珠江流域粤人文化的发展，亦实属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马来西亚］张肯堂编著．河婆风土志［M］．河婆会馆，1976．
［2］［日本］田仲一成．中国祭祀演剧研究［M］．东京大学出版社，1981．
［3］［香港］王毅．冥冥中的轮回——读《中国民间诸神》．二十一世纪．1991（4）．
［4］张卫东，王洪友编．客家研究（第1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
作者简介：刘丽川，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深圳518060，刘丽川（1945—），女，北京人，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02期，第133～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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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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