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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俗主体“常民”的相对化
宫田登认为民俗主体“常民”概念的相对化，也是最近日本民俗学的重要特点。
最初的“常民”的概念，主要是稻作农民，但是近年的研究表明，比起稻作农业，旱地农业在日本的历史更早，它起源于山地的烧荒耕作，也包含了狩猎文化的成分。旱地农业后来被稻作农业吸收融合后，依然保留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把旱地农业的社会文化加以体系化的研究逐渐展开，这样“常民”的概念开始被更多的对立项取代而更具体化了。
宫田指出，把农民作为“常民”，显然是相对渔民、商人、手工业者、武士、贵族等身份而言的。而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具有各自的文化形态。民俗学当然不能把这些文化的存在排斥到研究范围之外。从这个角度看，民俗主体相对化也是必要的。
例如，平原居民和山地居民，山地居民和渔民，这样的对立项的设定，对了解民俗的整体构造是很有益处的。
此外，都市和乡村，城市工薪阶层和农民等这样的对立项的成立，也可以凸现过去偏重村落研究的日本民俗学界对城市的民俗调查的忽视。事实上日本的都市发源甚早，都市民俗空间形成和分析，并同乡村的民俗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是未来日本民俗学的重要课题。
对中国民俗学来说，把民俗主体具体化、细分化，也可帮助我们更科学地描述民俗事象，并凸现和其它类别的区别性特征。这比起笼统地用“民众”来概而论之要精密得多。
(二)《现代民俗学入门》佐野贤治、谷口贡、中入睦子、古家信平编，吉川弘文馆出版。这本书初版于1996年，2001年出了第3版。这部书的主旨以反映民俗学“年轻世代的新感觉”为己任，力图突破传统的以村落研究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对神社祭祀、村落组织、狩猎、交通、交易、口承文艺、民谣等方面的内容作了大幅度精简，整体的分类作了新的尝试。具体目录如下：民俗学的目的和课题，自然与民俗，神的民俗志，人与人的关系，生与死，现代社会与民俗，国家与民俗。
在序言中，作者明确地声明，“我们在充分意识到研究‘重点’不断变化的同时，把如何对应问题意识的多样化当作自身的课题。对一些因研究还不够成熟而资料的积累和分析还很不充分的领域也积极地加以讨论。我们这样做是在承认这些领域有待加强的同时，对现代民俗学的众多课题提出我们的预见”。[5]
那么，哪些课题是“现代民俗学”的呢?
首先，对现代社会发展导致的民俗现象的变化，作者提出了几个有意义的课题。
1.传承方式的变化
在第一章的民俗学的目的和课题中，作者特别分出一节来讨论口头传承和书面传承的问题。作者引用宫本常一的调查经验，指出口头传承和书面传承的不同。口头传承的语言抑扬顿挫，有韵律感，表现方式上也有临场感、故事性强。但是，通过书面传承的叙述则多用说明性，概念化的语言。这种趋势随着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强。这种传承方式的变化也导致了知
识获取方式的变革，更改变了事物判断的方式。
然而，近年出现的电子传媒技术又改变了传承的方式。摄影，摄像，电视，录像，计算机等技术的普及，使得不借助书面文字传达视觉，听觉方面的信息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口头传承世界中的语言的韵律感，表达的临场感等特点受到瞩目。作者预测这个变革将再次改变人们判断事物的方式。
2.关于民俗资料的现代性
作者认为，民俗学现在面临两个大问题，一是在现代社会，民俗资料的位置该如何界定。二是面对各种现实问题，民俗学该如何应对。
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如果单单强调民俗对人们行为的强制性和约束性，那么在强调尊重人权和个性自由的今天，民俗只能成为被排斥的对象。但是，民俗是在人们在不断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透过民俗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人们生活的变化。在具体操作时，如果仅仅在“现存的民间传承”的层面来处理民俗资料，或者仅以“探求民俗在现代的意义”作为视点的话，即使能够把民俗事象解释清楚，但对现代社会来说其价值也是微乎其微的。重要的应该是在具体生活的场面中探求民俗变化的过程。[6]
因为，民俗事象是生活事象的一部分，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民俗的变化。而选择这种变化的是人，通过研究在具体生活中民俗的变化过程，可以揭示人们是如何应对生活方式的变化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具有把原来的控制和规范人们行动和思考的民俗，转变成自省的客观的判断材料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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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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