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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落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渗入到乡村社区，乡村社区的历史以及家庭的命运始终与整个社会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在以政治运动建构的历史脉络中，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运作逻辑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展演。
1975至1978年间，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通过对移居香港的陈村村民的访谈，深入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之后又于1992年实地考察了陈村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他们在《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参见[澳]陈佩华、安戈、[美]赵文词著，孙万国等译：《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讲述了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背景下华南农村近40年来的社会变迁。《一个中国乡村中的道德与权力》（参见Richard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一书同样也是利用陈村移民的访谈资料，通过对两位乡村领导人在历次运动中的权力更迭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呈现了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社会德治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在《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参见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中，萧凤霞同样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向乡村社会的渗透作为关注的焦点。她以新中国建立后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为视角，再现了农民在扮演乡村革命者角色时无所适从的窘境。在回顾地方精英、地方强人时期的乡村政治后，她阐述了乡村干部成为地方精英后被整合进党的体系以及乡村“细胞化”的过程。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秩序，铲除了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重新塑造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价值观念。
与此相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参见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一书的中心内容也并非农村本身，而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书的作者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e）和赛尔登（Mark Selden），通过对河北五公村1935至1960年间农民生活的考察，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和革命胜利后在华北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这些改革在不同时期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影响，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国家严格控制农副产品的购销，以期用农民有限的剩余支持城市工业化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受伤害最重的就是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
（二）乡村社会的变革与方向
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参见黄树民著、素兰等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农村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讲述的是1949年以来位于厦门附近的一个闽南农村的社会变革史。这本有关林村和林村人的民族志，是围绕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经历展开的，也就是说，以叶书记的个人生活史演义出了一幅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图景。这部地方干部和农民视野下的乡村史，呈现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对村民个体的影响以及在国家权力左右下中国农村生活的根本性转变，也凸显了政府控制弱化、经济繁荣后村民内部出现的社会分化倾向，此外还反映了与外来移民直接相关的诸多社会问题。
如果说《林村的故事》是农民自己讲述的历史，那么，《高家村》（参见Mobo C. F. Gao, Gao Village: A Portrait of Rural of Life in Modern China.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9。）则是高默波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叙述了这个位于江西省波阳县的乡村从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变迁历程。然而，这本著作更为深层的价值在于作者以对比80年代前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就生活水平差别的原因、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同时，作者还以“文革”时期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小学、农民获益尤多的赤脚医生制度以及丰富的文化生活等事实，阐释了在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老百姓依旧怀念过去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对过去的怀念并不说明他们比精英们愚昧，他们的思想感情源于对历史的记忆，根植于深刻的现实基础。
波特（Jack M. Potter）在60年代曾对香港新界的屏山做过研究。（参见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波特夫妇（Sulamith H. Potter and Jack M. Potter）合著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一书，以其对华南农民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的细腻描述，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华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该书作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对第三世界农民的影响，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不考虑世界经济对他们所在社会的影响，人类学家们就不可能将其视为一个起点来理解第三世界农民的生活。”（S. H.Potter and J. M.Potter,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p.3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基于此，他们集中探讨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1949年至1979年中国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状况。他们认为，这个强调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时期，并没有成功地使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的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其二是以改革开放后增埗大队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为例，精细地分析了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外来的资本并没有摧毁这里的乡村手工业，虾篓、棕榈扇、席子、垫子的加工依旧进行。外商的投资没有使农民的经济破产和社会结构两极分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所带来的，是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波特夫妇的研究描述了茶山镇乡村工业的发展，也预示着乡土社会巨变时代的来临。
艾杰默（Aijmer）与何杰尧的研究（参见Goran Aijmer and Virgil K. Y. Ho, Cantonese Society in a Time of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以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乡村为背景，重点调查了顺德的估村。作者从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到民间宗教信仰的表达，探究了普通百姓在历史中汲取智慧并在传统的重建中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作者以自己对珠江三角洲腹地社会文化的理解，反映了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与迅猛的社会变迁同期而至的是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都市化。随着非农化和商品农业的发展，原本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正大批地离开土地，从而出现了城乡界线日益模糊的发展趋势。
顾定国的《农民何处去？》（参见Gregory E. Guldin, What’s a peasant to do? Village Becoming Town in Southern China. Colorado & Oxford: Westview Press, 2001。）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乡村企业的发展、劳动力的转移等都市化进程中的诸多因素正在改写着农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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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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