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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文体的终结与史诗精神的转承
史诗在五帝三代时期是民族的圣典，是王官之学的主体。然而，这种独尊地位到了西周末年开始动摇，再经春秋战国时代而发生了变化。春秋时代史诗出现变化的基本特征是，韵文的“史诗”不再担任“史”的职能，“史”的职能交由散文体“春秋”之类来承担。《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正确含义应该是指，史诗作为神灵喻示与公正评判的记录，作为团结族民、治理社会的政治工具，始终是与“王者之迹”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王”是泛指血缘氏族社会贵族阶层的最高统治者。然而，“王官之学”到了春秋时代，终因周王朝的血缘管理纽带的逐渐被解构而出现了变化，即由韵文的“史诗”来记载历史、承传历史的时代结束了，而改由散文的“春秋”来记载历史、承传历史了。也就是说，王官之学下移的同时，私学、私人著作开始从下层兴起。如孔子编述《春秋》，是由于当时血缘制度瓦解的社会背景下而为之，并在《春秋》中继承体现了王官之学史诗评判曲直、扬善惩恶、“以绳当世”的优良传统。
大小传统的融合与史诗、巫诗在《诗经》、《楚辞》中的遗存
五帝以前盛行的巫诗，至五帝中期经颛顼改革之后，开始分两支发展，并一直延续到夏、商、西周。一支在上层。这就是通天神与祖神的那部分巫诗融入到宗教中并与神权政权相结合，而发展成为新的形式——史诗。史诗在氏族上层贵族阶层中流传，成为时代的文化主流。另一支则在下层。这就是仍有大量以沟通身边山水草木等自然小神为内容的原始巫诗，继续在氏族下层平民中流传。
这上下同步发展的两支文化，恰好可以用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来解释。宗教史诗为王官之学，乃贵族祭祀阶层所承担，自然属于大传统，为精英文化。而巫术、巫诗自然属于小传统，为民间大众文化。这大小文化传统之间，虽有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但在我国五帝三代宗教史诗时代，其上下界限、雅俗之分，终究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界限分明的大小传统，在上下同步发展了两千余年之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终因王官之学的下移和士阶层的兴起而相互融合。这种融合的趋势恰好在春秋末期的文化伟人孔子所整理的《诗经》和战国后期的文化伟人屈原整理并加工创作的《楚辞》里得到全面体现。
例如，“颂”、“雅”、“风”最初是音乐的分类。雅、颂诗是宗庙祭祀所传唱，属于文化大传统，属于精英文化。邦风相对于雅、颂而言，是地方文化，是小传统。这两个传统，本来是上下流传、界限分明的。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却将它们综合在一起，编入《诗》中，正反映了西周末期以来，因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大小文化传统融合的趋势。
不仅如此，十五“国风”，虽然相对于“雅”、“颂”而言是小传统，但实际上在诸侯国内部，也因有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之区别而在文化上有大小传统之分。
又如，《天问》的主体内容叙述了虞、夏、商、周及吴、秦历史，而不仅限于楚民族本身。这完全有别于五帝三代宗教王官时代，各民族史诗只叙其本民族历史，且严格限定在本族内世代相传的特点。《天问》这一综合性特点，表明其已不具备王官时代在宗教祭祀典礼上集体吟唱的宗教礼仪性条件，而只是五帝三代部分族国的王官史诗的综合保存。此外，王官史诗之代神喻示、公正评判、扬善惩恶的精神传统，在《天问》亦有继承与表现，如从正反两面立论，列举尧、舜、禹、汤、文、武等明君，因敬神修德、重贤才、爱百姓，而国运昌盛等。
史诗通神观念的突破与中国轴心文明的诞生
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是王权旁落，贵族世袭制的瓦解；另一方面则是士阶层的崛起，人类理性精神的全面觉醒。在这社会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新突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文明”。轴心文明的最大特点是人类精神思想上的“突破”，其核心便是对原初文化的超越。
中国轴心文明的精神超越，在很重要的方面是体现在沟通神灵的适用范围与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突破上。具体地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观念的变化体现在由上层贵族普及到下层士民、由集体意识转化为个人意识。如儒家孔孟思想、道家庄子思想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必须强调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在沟通神灵方面的突破虽然已表现为由外在的集体性礼乐史诗，转化为内在的个人化心灵，但王官时代史诗的公平正直之精神仍然是个人内心通神的重要原则。所以庄子强调“内直”，余英时先生译为“内心诚直”；孟子要“尽其心”，杨伯峻《孟子译注》解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这是中国轴心文明所表现为“突破”的最闪亮之处，也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崇高所在，更是中国知识分子优秀品格的根本基础。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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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9-14 10: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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