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另一个中国(代序)
韩少功
《圣经》中记载了人类远古时期的洪水故事,中国很多民族的古代传说里同样有洪水的故事。《圣经》中的人类始祖叫NOAH(诺亚),中国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则叫NOYA(傩亚)。这些巧合和相似意味着什么呢?
这仅仅是很多历史谜团中的一个,也是林河先生这本书极力要探明的问题之一。本世纪以来,有助于揭破这些谜底的人类文化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写和重构人们的一个个历史观、文化观、哲学观乃至文学艺术观。但对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还相当陌生,以致他们在大谈弘扬传统或反叛传统的时候,在投入中、西文化比较等一类时髦话题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或者还不大认识这一个字:傩。
傩,音nuo,或no,从隹,意为神鸟,后引伸为以鸟为图腾的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活动。中国广大农村至今还十分活跃的傩戏、傩祭等等,显示出这个字极强的生命力。林河先生研究“环太平洋的傩文化圈”,把他以前的楚、越文化研究纳入了傩文化这个更大的结构中,为清理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进而就中国文明之源作出了新的解释。
除了少数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源于西方之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似乎已成了学界定论。北京周口店六十九万年以前的“北京人”,陕西一百万年以前的“蓝田人”,曾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七十年代以来一连串考古新发现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特别是长江流域金沙江畔元谋地区,发现了距今四百万年以前的直立人化石,继而又发现了距今八百万年以前的古猿人化石,使“黄河源头”说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林河先生从考古学取“死”证,从民俗学取“活”证,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他把“龙文化”与“旱粮文化”连接,把“风文化(傩文化)”与“水稻文化”连接,以丰富的材料,证明后者就是神农氏族的原始宗教文化,从长江流域发轫,辐射全国,最后登堂入室,在商、周时代达到了权威的顶峰并且统一中国。在“龙”与“凤”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凤”文化是更早熟也更重要的文化主体,只是到了周代制礼以后,神权旁落,“傩”才被驱逐到中华文明圣殿之外,成了文人雅士们不屑一顾的“乱力怪神”,被两千年来的宫廷正史遮蔽。
林河先生为侗族学者,多年来从事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相对于一般专家来说,对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切了解是他得天独厚的所长。在他看来,周代以后的文化已经分为上、下两层。作为上层的儒家正统的礼制文化当然是重要的,但它的深度影响范围,毕竟只在占人口5%以下的士大夫之中;而作为下层的傩文化,在95%的人口中一直流行不衰直至二十世纪,更能引起他的同情和关注。换一句话说,后者是他心目中的“民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更重要和更真实的中国。这将导致对有关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结论的挑战:中国是雅驯的?是君臣有序的?是男女有防的?是重农轻商的?……凡此上层文化的特征,一旦到了宽阔的傩文化世界里,无不可以被迥然有别或截然相反的结论所替代。于是,中国到底是什么?不得不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说,源于欧洲的文化人类学曾经或正在破除文化史上的“一元论”,那么林河先生的傩史研究至少也在中国的范围内显示出消解性和颠覆性的力量——一个是“黄河文化中心”,一个是“儒家文化中心”,这两点不再是无可怀疑。
我曾经随林河先生作过一些“田野”调查工作,在民族文化史方面尊他为师,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度过了一些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当然,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对他的学术成果可以说并无真正的评价资格,对他在今后研究中更多注意方法论清理和建树的希望和建议,也只是出于一个局外人的感觉,仅供他参考。同样是从这种感觉出发,我一直相信,林河先生的研究——尽管眼下还不是特别完善和周密的研究,是人们至今重视得远远不够的一笔宝贵财富,终将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别开新局,获得一种革命性的展拓和推进。
1997年3月20日
·书摘·
但是,华胥氏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说法,能不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呢?我们且用考古新发现来检验一下──
考古新发现证明:以花卉纹为特征的陶器,最早并不出现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最早的陶器,据目前所知,是甘肃省老官台文化出土的彩陶,距今为8000年至7000年左右①,而长江流域的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却已出现了距今一万年前的“草搓纹”陶器②,湖南道县的玉蟾洞遗址,且出现了距今2.2万年至1.8万年的“编织纹”陶片③。
最早的陶器上为什么要用草搓纹或编织纹来装饰呢?特别是人们还要不厌其烦地将“绳纹”或“编织纹”制成陶托,再用陶托将这些纹饰拍打到陶器上去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思考,若从原始思维来看问题,这些纹饰都出之于“华”,正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以“华”(花草)来装饰他们的重大发明——陶器的见证,也应是原始宗教用“华”来赋予陶器以神秘力量的一种巫术行为。陶器上的这些“华纹”,应该视为最早的“华胥文化”。
到陶器制作的技艺进步以后,陶器上开始出现比较成形的花纹装饰。但最早出现有花纹图案的陶器,也并不出土于黄河流域,就目前所知,它仍出现于长江流域的中游一带,在距今9000年前的湖南彭头山文化④中,已出现了“连珠式日华纹(原名“圆形剔刺纹”)和“连珠式月华纹”(原名“半月形剔刺纹”)⑤陶文。到了8000年前,河南贾湖遗址和陕西老官台遗址才出现了以“十字纹”为特征的太阳纹。而花卉纹也以“十字形花朵纹”为最多(即考古学家所命名的“柿蒂纹”),从此以后,以十字纹为主题的各种太阳花纹便陆续出现在距今7500年前的黔阳高庙遗址和7000年前的长沙南沱大塘遗址里;69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陶画中有栽培花的盆景,6000年前的陕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出土了以各种花卉纹为主题的彩陶;另一个6000年前的东北红山遗址,发现了由花盆簇拥着的大型祭坛等等。特别是明显的“太阳花纹”和抽象的“十字形太阳花朵纹”,从20000年前湖南玉蟾洞的编织纹到9000年前湖南彭头山文化的陶纹,再到8000年前河南贾湖遗址与陕西的老官台文化,从5000年前浙江良渚文化的玉纹,再到3000年后中原的商周青铜器纹,来龙去脉都是十分清楚的。
考古实践证明:“华胥文化”的历史应从一万八千年前的湖南玉蟾洞遗址算起,而不应从黄河流域八千年前的甘肃老官台文化或四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算起。
下面,再用中国民间保存的传统的敬花、爱花的风俗来检验一下:就在中国的花纹陶器出现得最早的湖南沅湘之间,民间对花的深情和崇拜是异乎寻常的。人们认为:花就是人的灵魂。
而“花魂”是由花林女神掌管着的。当妇女怀孕之后,人们就要去祈求“花林女神”赐予花魂,只有花魂进入了胎体之后,婴儿才会获得生命。如果生下了死胎,则认为是花林女神没有赐给花魂所致。因此民间的一系列风俗,都是环绕着“花魂”观念来进行的。没有孩子的夫妇,要到花树下去祈求生子,当孩子生下以后,做父母的一定要给小孩栽一株花树,作为小孩的生命树,还要经常为这株花树浇水除虫,如果小孩病了,便认为是他的花树病了,必须请巫师来为小孩的花树浇水除虫。在小儿满三、六、九岁的时候,都要请巫师来为小儿“度花树关”,认为只有度了花树关,小儿才会易养成人,免受其它关煞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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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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