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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非常熟悉南诏情况的金和尚，法名无相，俗姓金，是一位新罗国王子。他求法东渡于开元十六年（728）抵长安，隶禅定寺，曾获唐玄宗的召见。约于730年南下入蜀，至资州德纯寺礼唐和尚处寂（665－732）为师，学禅法，多头陀之行。在740年以前，他至成都，住净泉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740－746）年在任）曾礼谒之。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756），迎金和尚入内殿说法。他在成都劝造了净泉寺、大慈寺、菩提寺、宁国寺等，外邑兰若钟塔不可悉数。
那么，在益州逢金和尚者是何许人呢？推测此人是张健成。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云：“晟罗皮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714），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明代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蒙化腐仙释条云：“张彦成，蒙舍州人，南诏蒙晟逻遣彦成使于唐。礼待甚厚，赐以浮屠像以归，南中事佛自兹始。”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张胜温画的《梵像卷》中，李霖灿编号之第51号人物，榜题作“和尚张口忠”者，李先生指出，“第四字不清晰，似为一作字或惟字。”我依图版察看，第五字为一“忠”字。忠于一者，臣也。这是689年宗秦客所造十二字之一，武则天颁行之。因此，这51号人物乃是“和尚张建臣”，当即张建成也（注：方国渝先生认为此人是张惟忠，见《有关南诏史料的几个问题》，载《滇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刊。）。
依前所述，张建成是普苴诺苴大首领张宁健之子，唐玄宗朝他入唐为使，获赐佛像。他过益州时住过大慈寺（757建成），可能于此时或稍晚拜会了金和尚。至于他何时出家为僧，又于何时何地从师于“禅宗七祖神会”（684－758），尚待研究。总之，在《梵像卷》中，张建成被尊为南诏禅宗之初祖，必是大理国时代白蛮政权的一种官方观点，而在《南诏图传》中，尚未有此说法。换言之，至九世纪末，南诏佛教中还没有特别尊崇禅宗的情形。当时，尊崇的是密教。例如，1956年8月在云南省凤仪县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的写本《护国司南抄》，在卷第一书题后有“内供奉僧、崇圣寺主、密宗教主、赐紫沙门玄鉴集”字样，时间是“安国圣治六载甲寅岁”（894）。又如《新唐书·艺文志》丙部有《七科义状》一卷，是云南国使段立之入唐时，向“悟达国师”求法所作。此悟达国师，俗姓陈，法名知玄（811－883），在长安时曾从西域僧满月学习瑜伽法门，请满月、菩提敷日罹、金刚悉地翻出《陀罗尼集》四卷，是一位显密兼宏的大师。他于大中八年（881）回归故土彭州丹景山。（注：赞宁：《宋高僧传》卷6《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段氏见国师，当在知玄的晚年。
在敦煌的吐蕃文写本中，发现有金和尚无相及其弟子无住的《语录》。藏文中籍《山耶寺纪年》，有金和尚的神奇故事。（注：冉云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论集》第42－58页，台湾东初出版社1990年8月刊。），无住曾入“天苍山”（是否是“玷苍山”？）修禅。这种种传说都有待深考。
七、关于吐蕃僧菩立陁诃
《第七化》又云：“保和二年乙巳岁（825），有西域和尚菩立陁诃来至京都（咩苴咩城）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番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何在？语讫，经于七日，终于上元莲宇。我大封民始知阿嵯耶来至此也。”按：“西域莲花部”即吐蕃佛教之宁玛派（俗称红教），是八世纪莲花生大师入藏所传授之派别。莲花部尊观世音菩萨，南诏称观世音为阿嵯耶。而在张胜温画卷中，“莲花部母”（观音），已是汉化的形象。此菩立陁诃和尚来南诏时，正值吐蕃赤祖德赞赞普（又名热巴金815－838年在位）大宏佛法之时。稍晚，则有朗达玛（838－842年在位）灭佛之举。俗称的“喇嘛教”，约形成于978年，已是大理国的中期。（注：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第69页，中华书局1978年北京版。）菩立陁诃提出“阿嵯耶观音”是从吐蕃行化至南诏的说法，与《第五化》及《第六化》所说由北而南的传法路线相吻合，值得重视。但此“梵僧”不会是吐蕃人，只是经由吐蕃而来者也。
南诏国的佛教史，向来是一团迷雾。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概而言曰：云南佛教，“其始自西传入，多数密教；其继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徐嘉瑞先生认为，密教在唐初已传入云南大理地区。（注：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北京版。）但证据薄弱；孙太初先生据贞元十年（794）唐政府册异牟寻为南诏王典礼时，“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的史实断言：“可见佛教之传入云南，当在南诏晚期。”（注：孙太初书，第75页，见注9页。）但我们不应忘记，盟誓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有其传统之礼仪。此次册典未请佛及菩隆，不能表示佛教尚未传入。诸位专家所忽略的一件重要史实是，早在隋代大业十一年（615），上座部佛教已在云南省景洪建立了阿巴姐寺。我们对《南诏图传》的研究表明，被专家们所忽略的一件更重要的史实是，早在唐高宗中期就有婆罗门教之湿婆派传入了乌蛮蒙舍赕中。（注：我国学者一向认为“婆罗门教并没有传到中国。”参见唐厚雍译、金克木校：《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刊。）至于大乘教，也在武则天时期由骠国传入景东至西双版纳地区。而汉地禅宗之智诜派，在唐玄宗或稍后的时期传入洱海地区，但影响不大。密教与婆罗门教经过了长期融合的过程。（注：1978年在崇圣寺千寻塔的塔刹基座内清理出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文铜板，10．5厘米，宽7．3厘米。刻文云：“明治四年庚子六月十三日，授通天人、当寺博士史真、化（？）智、焉左奴、永富、六斤、智返、惠药师、惠坦八人，记之。”（见《南诏大理文物》图版82）。时间为公元1000年，内容是授予八人“通天人、当寺博士”移号，应是婆罗门教徒所为。“博士”即“班的达”之谓也。“通天人”，沟通梵天者也。佛教中无此称谓，但此件铜板纳入佛塔，可知大理佛寺内亦兼弘婆罗门教。）这就是南诏早期宗教史概貌。
作者简介：温玉成，1939年生，少林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01期，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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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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