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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 Behar
《越界表述的妇女》是一个墨西哥走街串巷兜售商品的妇女向人类学家讲述有关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将其称作个人历史。这一历史的叙述明显交织着另外几条若隐若现的深层叙述，其中包括母亲—女儿的故事讲述和男权历史(his-story)叙述的互动关系，故事叙述了跨界表述的关系(或者叙述者本身及其故事与潜在读者的关系，叙述者与表述者或作者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Ruth Behar最后以相同的方式尝试着回答James Clifford在《写文化》一书中体现出来的重要主题，即我们在表述他者时的权威性是如何获得的，也就是民族志对他者文化进行描述和阐释的权威性从何而来。
探寻民族志撰写者的权威性
当然，本书作者在质疑民族志权威性的同时，也认为将作者本人的个人经历、学术轨迹作为反思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她在本书中也亲自践行了自己的这一主张。故事叙述的双方(故事的讲述者和作者、访谈者和人类学家、墨西哥印第安妇女和美国大学教授等多重的关系和身份交织在一起)都在进行一种“跨界”的表述。这一条界线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国家的，也是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本书叙述者以现实展演的方式来讲述一种体验的历史(experiential history)。
因此，本书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权主义作品，也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一个人的故事或历史，它至少折射出20世纪初墨西哥革命运动中妇女的经历是如何嵌入到男性和英雄的国家历史之中的。总之，如同本书叙述者和作者跨界表述的身份一样，本书也是一部“跨界表述”的作品。
本书与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并不想从道德评判的层面来谴责墨西哥特定社会中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也不希望读者有这样的道德立场。本书讲述者Esperanza作为女性在墨西哥社会中所受到的“暴力”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即因一个社会中有体系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一部分人(主要是弱势或者边缘群体)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使这群人长期处于不利的境地。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等都可视为结构性的暴力。除此以外，Esperanza也长期受到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侵扰。象征性暴力更多地与生活在结构性暴力中种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的个体或社会参与者及其无意识的行为或者惯习有关，是在日常行为中无意识体现出的文化/社会优越感。此外，象征性暴力将一些类型的思想和观点强加给那些被统治者，而后者也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比如男性中心主义。
当然，最能激起人们道义和同情心的当属Esperanza所受到的身体暴力(physical violence)，而这也是大多数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以浓重笔墨渲染的。同时，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对女性个人历史或故事的研究兴趣也主要集中于对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的关注上。对此，Behar在《跨界表述的妇女》中强调，她最担心的也就是Esperanza的故事被误读，使人们夸大地认为墨西哥人的生活充斥着暴力和怨愤。此外，她也不想让Esperanza的故事被人们视作另一种典型地反映了墨西哥男人的粗野以及墨西哥妇女的顺服和屈从的作品。
践行“跨界表述”
与传统的民族志作品不同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加入了自己的个人历史和学术轨迹，以便与讲述者的个人故事形成一种印证，从而说明民族志撰述者的权威性从何而来。她引用Gelya Frank在《找到共同点：生命史方法的现象学批判》一文中的观点，认为生命史也应该被视作一个将调查者和叙述主体的意识融合在一起的过程，二者绝对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如果调查者主要依靠个人的经历和背景来将生命史的讲述主体当做另外一个人来理解，那么在某种意义上，生命史可能也体现了调查者本人的形象和经历，并以一种影子传记(shadow biography)的形式出现，就如相片的底片一样。
所以，在作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中，我们也隐隐约约地看见了Esperanza的影子。虽然作者本人没有受到Esperanza所遭受的身体暴力，但却亲身经历过结构性和象征性的暴力。首先，作者一家是古巴移民，居住在纽约皇后区拥挤和嘈杂的环境之中，父亲是推销商，母亲则是打字员。这一时期的矛盾显然来自作者想读书的愿望与家庭的经济状况。脾气暴躁的父亲最初打算让女儿将来做一名打字员，但喜欢在安静环境中读书的女儿显然让其大失所望。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一些“软暴力”(soft violence)的形式让作者刻骨铭心，比如父亲有一次当着作者的面将她写给自己的信撕碎并扔进垃圾箱中。在这种条件下，书成了作者救赎自己的唯一方式，也是她认识阶级差异并谋求社会改变的手段。她说，“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读书，常常手不释卷。尤其对小说、诗歌和哲学类的书籍感兴趣。书读得越多，我就越发对自己的身份和来自的国家感到羞愧。书就是我的护照，可以帮助我进入到我神往的世界，那是一个思考、写作、人人都细声细语、安静读书的世界”。书写、纸张、推理、思想、逻辑等书本世界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中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的媒介——书本中的思想和观点以一种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强加给了它的接受者，所以Behar才在书本中体验到最初的身份意识、阶级差异与社会不平等。而将书本作为权力的象征来进行自我救赎，这一点同Esperanza将潘乔·维亚(Pancha Villa)这样一个墨西哥男性主义的权力代表作为自我救赎方式的行为非常相似。此外，当作者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父亲的责骂声中进行阅读时所承受的痛苦可能也会成为Behar个人历史叙述和文化书写的手段。在一个移民家庭中埋头读书的女性显然是在有意挑衅这个社会的性别歧视以及男性中心主义等基本社会制度，Behar不被鼓励读书从根本上而言与Esperanza不被鼓励上街没什么两样。当作者最终考上大学，如愿以偿地来到她所向往的另一个世界时，不得不再次感受到女性在学术界中的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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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8-24 10:00:4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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