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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子都给我们说明了地名蕴蓄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囊括着民族形成、迁徙、交往、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在历史上你来我往、此兴彼衰，都会在地名更迭、演变、发展的历史中找到它们的“蛛丝马迹”。凡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命名的地理名称，都无不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历史的内容。这类地名的更迭必然反映社会历史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变化，所以，地名也有一定的历史制约性。地名本身虽然没有明确标出产生的日期，但某些地名却带着它们产生时期的时代特征，每个历史时代都会有其“地理词汇”。在社会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反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点的最重要的地方特征，而民族地名，更有其民族的地方特征了。
二、地名反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
地理名称对于历史科学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共识。地理名称之所以对历史科学有着重要的价值，那是因为地理名称有其历史制约性，几乎每一个地理名称都是一种历史文献，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地名用词的词义上。我们知道，地理名称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历史现象。在人类处于原始阶段的时候，整个语言词汇贫乏，因而地理名称也比较简单。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狩猎、游牧业向农业转化，农业与工业的分工，对地名的需求迅速增长，对地形、地貌、地理方位及其特征区分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越精细，随之而来的政治特点、经济特点就会在地名中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可见，地名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例如蒙古族在历史上很少用人的名字来命名地名，但用历史故事或历史事件命名地名以示纪念的事，却不鲜见。今乌兰县的koke，汉语写作“柯柯”（以青海蒙古语方音译写）这个地名，其本意为“青色”。相传，蒙古族和硕特部从新疆迁徙青海，在此建旗时，最先来的是骑着铁青马的12名勇士（baγatur），故将该地命名为“柯柯”。此地原为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柯柯贝勒的驻牧地。又如现在的“乌兰”县名，是一文化地理名称。根据有关人士的考察，“乌兰”地名称谓，最早出现于1959年，是年，经州人民政府批准，在希里沟地区首设县置。但考虑到“都兰”一名已移到察苏地区，不能再用此名。后来，根据1952年初，都兰县公安局局长纪炳文等7位同志奉命去茶卡执行紧急任务，途径乌拉布拉格（uIaγan buIaγ红泉水）时，突遭土匪袭击，纪炳文等7位同志同土匪英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从此，乌兰布拉格（在卜浪沟境内）成了引人注目的地方。为纪念烈士，又考虑到“都兰”与“乌兰”仅一音之差，老百姓容易接受，就以“乌兰”命名，并以此表示对革命政权的热爱和对烈士的怀念。［⑤］又如玉树州政府所在地“结古镇”，是藏汉混合语名。“结古”是藏语，意为“集散地”，“镇”为汉语通名，标明了这一地理实体的性质和种类。其意义与历史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据有关史料记载，“结古”自古就是西宁、康定、拉萨三地之间的重要贸易集散地。在历史上，川西雅川每年要发出9万驮茶叶至结古，又由结古发5万驮至西藏拉萨，所余4万驮则向青海南部各蒙藏聚居地区销售，直到民国初年，结古已有200余家商户，其中有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西康、西宁等地的商人。“结古”之意涵盖了这一历史事实，反映了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玉树地区，进行经济交往的依存关系。海西州都兰县的“香加”为蒙古语地名（即动词sangna—），是“赏赐”的意思。它包孕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民国初年，9世班禅却吉尼玛与13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失和，于1923年来青海，经海西去兰州、西安，转赴北京、南京等地。1932年，国民党政府封９世班禅为“西垂宣化使”，让其回青海暂住，待机返回西藏。9世班禅在塔尔寺、香日德停留，设立行辕。他在香日德时、甘、青两省的蒙古族、藏族王公、千户拨出一部分牧民作为班禅行辕的属民、归班禅行辕管辖，后来这一部分牧民逐渐形成了一个部落，称为“香加旗”，其驻地也叫做“香加”。又如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有个地名叫“优干宁”，亦为蒙藏语混合地名。“优干”为蒙古语词（irgen），即“汉族”，“宁”为藏语，是“阳坡”的意思，全称义为“汉族经商的阳坡地”。这些地名凝结着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信仰和感情，是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总之，在历史发展、演变的长河中，青海各民族（含已经消亡了的居民群体）之间，虽然曾经发生过这样或那样不愉快的事，但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长期相互依存、地域上的相互关联，以及血缘、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共同发展和进步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关系，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地理名称正是这种关系和凝聚力形成的种种因素的综合体现。
三、民族语地名反映各民族共同心理特征的发展变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总是无形有形地表现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从地名形成的历史及其对某一地理实体的命名过程来看，也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特征，特别是表现心意诸现象的地理名称，更是与人的心理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俗特别是心理民俗往往与地名密不可分。民俗寓于地名之中，地名反映一定的民族心理民俗，这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民俗表现出来的行为规范，总是以有形的文化形式或口传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着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特征、审美习惯和感情上的爱憎好恶，其中有的就是以地名的形式展示出一个民族的深层次的思维模式、思想感情以及对自然、对社会所寄托的期望而一代代传承了下来，所以，地名与民俗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通过对地名的研究，可以揭示出某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特征、审美特征和理想追求。例如蒙古族的畜牧业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都与白色相联系。在他们的全部生活中，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文化生活，都具有白色的特征，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观念：白颜色是美好、纯洁、吉祥、高尚的象征，从而产生尚白的心理习俗，在地名中自然会有所表现。如格尔木地区的“察汗乌苏”（caγan usu白色的水）；都兰县的“乌查干”（urgen caγan白色宽阔地）、“察汗毛”（caγan aman白色之口）、“察汗那木格”（caγan namuγ白色沼泽泉）；乌兰县的“察汗河”（蒙汉语混合地名，caγan为蒙古语，即“白色”，全称义是“白色的河”）、“察汗诺”（caγan naγur白色湖）；德令哈地区的“察汗沙”（caγan Sai白沙砾）等。藏族笃信藏传佛教，凡藏族群众居住地的许多地名，都与这种信仰民俗相联系。例如雄踞于果洛北部的阿尼玛卿大雪山，藏族群众称之为“博卡瓦间贡”，即开天辟地九大造化神之一，所以当地藏族群众亦称之为“神山”“阿尼”是藏语音译，“先祖老翁”之意，并含有美丽、幸福和博大无畏的意思，“玛卿”是“黄河源头最大的山”之意。传说是21座神圣雪山之一，专门掌管安多地区的山河浮沉和沧桑之变，是安多藏族地区的“救护神”，因此，人们只要围山瞻拜一周，便可以“消灾弭难终生。”此外，还有果洛东南部的年保贡什则山，亦被当地藏族群众赞誉为“神山”。相传是果洛藏族的发祥地；又如天峻县天棚乡的冬春驻牧地“茶木康”（意为“修仙洞”）“赛尔创”（意为“僧众仪仗队”）、“佐陇”（意为“宝库沟”）等等，都表现出各民族总是把自己的心理需求和祈盼寄托给被命名的地理事物上，并且把它们加以“神化”，敬奉为“神山”、“神水”，祈求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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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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