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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值得赞赏的研究范例，还可以举出傅谨先生对浙江省台州民间戏班子所进行的基于其长达8年之久的田野工作的研究[59]。正如项阳博士的书评指出的那样，选取一个地域，连续跟踪数载的田野调查，远比那些执著于进行艺术人类学之“元理论”的探讨更有价值和说服力[60]。傅谨先生的研究表明，“草根阶层的精神需求与信仰”构成了中国民间戏曲艺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顽强生命力的土壤，虽然这些民间的戏曲艺术相对于政治权力和国家体制而言，往往总是处于“边缘状态”。由于经历了人类学田野工作中通常会有的局内人和局外人角色的多次转换，这就使得他得以深入民间戏班的内部，详尽而又细致地为我们揭示了戏班子这样一种戏曲艺术之生产和经营组织的全貌，包括戏班子的结构和运营方式、富于流动性的演职员的生活方式、戏班子特有的剧目和表演形态、地方民俗(“老爷戏”与迎神赛会)和戏班的关系等，尤其是把民间戏班子和“国营戏班”的比较也纳入视野，突出地反映了研究者的敏锐和勇气。
类似上述的艺术人类学或人类学的艺术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如项阳、乔健等人对山西“乐户”的研究[61]；张士闪对鲁中四村的乡民艺术(竹马、仪式歌等)进行的研究[62]；艾娣雅・买买提对新疆“麦西莱甫”艺术的研究[63]；此外，像潘鲁生对“民艺”的调查和研究；萧梅、洛勤等人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等等，应该说都是优秀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里值得尊重的实践与成果。
正如人类学进入中国这样一个巨大、复杂、充满多样性以及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社会与文化体系，自然会发生诸如“本土化”等许多适应“国情”的变化一样，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同样也应该能够发展出一些新的特色。笔者觉得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艺术人类学在中国可以有很大的成长：
一是中国各地域、各民族门类众多的民俗与乡土艺术，不仅在它们彼此之间，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它们也都和“大传统”的文化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彻底地研究和揭示这些关联，将有助于艺术人类学形成中国特色，并可以对中国的艺术研究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
二是中国有很多传统的艺术门类，往往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绵长的流脉，借助于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史的资料与方法，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可以具有自身的历史深度和质感。当前，我国不少古老的艺术传统正濒临式微，或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不断地被消解和遭致解构，正因为如此，眼下全国范围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与文化运动也才得以应运而生，显然这也是可以为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很多现实可能性的重大机遇。
三是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少数民族一方面通过它们的歌舞、音乐和妇女服饰等，不断在致力于民族认同的建构和维持，并且不断地在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新的创造性活动。但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往往也很容易成为主流媒体将其作为“异域化”或“他者”想象的依据。正如美国黑人社区的居民往往借助他们的音乐和舞蹈艺术，建构和维系黑人的认同一样，在中国，像苗族那样，不同支系和社群的民众也往往会借助于服饰等艺术符号来支撑他们自己在多民族社会里的存在和团结。显然，艺术人类学应该在促成各民族艺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方面大显身手。
四是当代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也将极大地丰富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对象范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人们通过各种艺术符号和艺术活动重建文化自信心和重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实践，越来越引人注目。特别是中国族群众多、文化的地域性和族群性特点均颇为突出，加上已经和正在逐渐形成的市民社会，出现了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多元化、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趋向，而艺术本身也先后出现了娱乐化、行为化、商业化(去神圣性)、产业化、大众化(去乡土化)的潮流[64]。此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海内外各种艺术的交流与融会也正在方兴未艾。看来，艺术人类学在中国也有必要不断地重新确认自己的田野对象，笔者相信，以中国人民的艺术化人生理解及其全部的艺术生活和全部的艺术创作活动为田野、为对象的艺术人类学，必将在中国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小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人类学在中国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复旦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很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相继设置了艺术人类学或与之相关、相近的专业或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12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更加进一步明确了艺术人类学之在中国学术界的存在和定位。相信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将能够为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长足发展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有学者已经指出，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不应该只是满足于研究“对象国”的状况，不应该满足于只是为西方学术或西方艺术提供一些有关艺术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而应该坚持强调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具有和西方知识同样的价值、意义与普同性，而且也都是人类艺术经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讨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笔者觉得，各种关于艺术人类学的宏大的学科构想都是重要和有意义的，但当下更加值得重视的或许倒是如何进一步去推进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各类艺术的资料积累，诸如大型多套“民族民间文艺集成”、中国民间工艺的普查等等，可以说已经为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扎根、开花提供了非常丰沃的土壤，但无庸讳言的是，其中有很多并没有经过缜密的田野调查程序，因此，就有必要通过田野作业的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检验和“再发现”。此外，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各类新的艺术实践的发展，艺术类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选定与保护，各种地域性的、少数族群的、市民大众的和跨国界流动的艺术互动与交流，支撑民族与国家认同的艺术创作等等，都亟需艺术人类学者通过翔实的田野工作去研究。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可能性是前途光明远大，且任重道远，但一切都应始于我们迈向田野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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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于2005年3月25日应方李莉博士邀请，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作了题为“人类学研究与民间艺术”的学术讲演；2006年12月23日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人类学者如何看待民俗艺术”的大会发言；2007年1月25日，上海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亚：‘美’的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历史、理念、事实与方法”的学术讲演，笔者应邀对其做了学术评议。本文基于上述讲演、发言和学术评议的提纲改写而成，并正式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参考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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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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