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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终生不求定本，“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他以朴素的札记体方法，“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与此种精神相类，毕生钦服顾炎武的民国学者梁启超，对治学与思想探索，自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如此“善变”，倒并非如梁本人所自谦的“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恰恰相反，正是其不固守自我而终生进取不止的表现，一旦有新认识，辄水到渠成地否定、超越旧我。这种学术研究上“觉今是而昨非”的现象，是学者个人沉潜思考、不惮挑战自我而“否定之否定”的结果，也是所有科学研究中推动学术进步的原动力。只是，在今天学术普遍以量化为准则、学术大面积泡沫化的“现代性”语境中，此种朴素而切实的学术追求，日见其稀，因而愈加难能可贵。南昌大学刘焕辉教授于古稀之年推出《言语交际学重构》(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将其此前的学术建构推倒重来，体现了一位以求真明道为终极旨趣的学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挑战自我之勇气与学术追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刘焕辉先生以其“言语形式的最佳组合说”建立起一家之言而引起修辞学界的关注时，他却不满足于此，毅然跳出修辞学，惨淡经营起言语交际学这门新学科来。此后数年，面对学界的种种疑问与不解,他以《交际语言学导论》、《言语交际学基本原理》、《言语交际学教程》、《言语交际学丛书》、《言与意之谜》系列专著及《语言动态研究与交际语言学问题》等一批论文，为完善这门新学科的理论建设不倦耕耘，最终以群体性的研究队伍与集束性的成果，在语言学界作为一支特色鲜明的学术力量，产生较大影响。此求索过程，即充分体现出其“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不断修正之精神。当多数学者退休后习惯于满足已有的学术成果而“在回忆中生活”时，刘焕辉先生却“衰年变法”，对其苦心构建的言语交际学进行理论解剖与反思。他以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理论范式学说为理论参照，实事求是地对言语交际学进行反思与修正，总结出其理论抽象尚欠火候、对言语交际规律的揭示偏于经验性、在学科建设中未能留下进一步探究的问题等不足，最终以重构的方式对自己进行了再一次省思与超越，以《言语交际学重构》一书跃上一个新的理论台阶。诚如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这种敢于否定自己、勇于进取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令我感动，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概括地说，“重构”重新审视并确立了言语交际学以言语行为作为全书的逻辑起点，以语义和语境作为言语行为的依托，以服务汉语交际与教学为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以言语行为、言语主体、言语环境(语境)为基本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来建立指导言语交际活动的规则系统，即以意图效应为最高原则，以取信和得体为基本准则;以言语行为方式须与交际主体相适宜、言语行为方式须受交际意图支配、言语行为的运动须受交际场合制约、言语行为方式须与社会发展相合拍为具体交际规则。前后比照，学科初建与重构之间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是作者自我否定最为彻底的一点，在于作者对言语交际学的逻辑起点进行了重新的考量与定位。作者在“痛定思痛”后认为，言语交际学此前之所以出现学科指向不明，语言动态观笼统、宽泛，导致“一家女儿多家(修辞学、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甚至是社交公关学等——笔者注)抢”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建构学科的理论框架时，没有找准一个贯穿始终的逻辑起点。这是一门学科理论建设不够成熟的表现，也影响到该学科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未能确立。作者引用黑格尔《逻辑学》中对“逻辑起点”所需要的三个基本要件进行衡量后认为，此前的言语交际学科所致力解决的是话语形式/内容、辞/意、器/道、能指/所指之间的矛盾，没有跳出修辞学中“辞/意”或“形式/内容”的矛盾之旧轨，把“关系”、“联系”以及其中产生的“矛盾”作为逻辑起点。而真正的逻辑起点必须是“系统中最简单和最后的抽象，体现着这个系统的本质;体现着这个系统的一切矛盾和一切矛盾的胚芽”，“既是一种理性思维的抽象，又是源于基本的生活常识”。作者最终把言语行为看做研究言语交际的逻辑起点，而不再是研究语言结构系统内容的要素，因为言语行为是言语交际活动中最简单、最常见、最基本的范畴;言语行为与言语交际学的研究对象一致，符合逻辑起点必须与研究对象相互规定、保持一致性的要求;言语行为是作为言语交际中“矛盾的胚芽”形态而不是以关系的形态出现;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概括地说，修辞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言辞或文辞(即话语)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而言语交际过程则是在一定语境中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求效应的言语行为双向互动过程，其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言语行为与交际意图的矛盾，具体说是进入交际过程的具体言语行为方式与交际意图的矛盾，这就决定其性质不同于修辞过程和人类社会一切由双方所进行的其他活动过程。从行文中可看出，作者自觉地放弃修辞学范式，转而把言语交际看做人类社会交往中一连串有目的求效应且受一定规则制约的双向互动的符号行为，试图从中揭示其双向互动的运转规律，揭示言语交际的语用规律。实际上，过去追求解决话语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统一问题、言语编码与解码的规律，仍然是一种在修辞学模式羁绊下的言语交际学;而重构的言语交际学则明确致力于解决言语行为与交际意图的矛盾，这是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在更高阶段上”重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或近于禅宗惟信禅师所说审美中的“见山”三阶段论。一个支撑整个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的重新确立，既是作者深刻检视自我所抓住的关键点，也是弥补缺憾的重新出发点。
学科逻辑起点的重新确立，带来了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变化，这也是重构的重要方面。作者抛弃《交际语言学导论》阶段勉力归纳“交际语言的结构统一体”这种把动态东西静态化的努力，而是根据同质分析的原则，试图找出异质的非语言因素对语言因素的制约作用。对言语交际过程中的分析，作者改换过去按信息“编码—发码—解码”过程进行考察的路子，把言语交际过程当做一种有目的求效应的言语行为双向互动过程来考察，以揭示其内在的矛盾统一规律，突出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制性的辩证统一及言语交际学科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作者看来，在人类整个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言语交际过程，都是发话者始于一个非语言的意图，据此在一定语境中发出一定言语行为方式;而受话者据此联系语境索解行为意图并据自己参与交际的意图作出符合或违反对方意图的反应。由此认定，贯穿整个过程的基本矛盾是言语行为与交际意图的矛盾，而不是修辞学所致力解决的辞与意之间的矛盾;这又决定其主要矛盾是话语措施策略与言语行为功能的矛盾，解决这对主要矛盾要靠语用手段来调整。而就言语交际中言语行为的基本分类，作者认为不必追求语言哲学家那样的抽象分类，而应立足于语用，从汉语交际的实际出发，以言语行为方式的施事功能与交际意图相统一的标准进行分类，由此划分为希求式、应酬式等十类。作者在对言语交际学重构的逻辑起点、方法论、理论框架等进行宏观说明后，连续用“语义：言语行为赖以完成的内在依托”、“语境：言语行为赖以施行的外部环境”、“交际主体：言语行为的施受者”、“交际意图：言语行为的先导与归宿”、“交际语境：言语行为的运转平台”、“社会语境：语言的社会变异与言语行为规范”等数章来对其基本范畴、准则、规则等进行深入的微观论述，最终建立一套“由最高原则到基本准则再到具体规则”的言语交际规则系统，使言语交际学成为一门有规可循的语言运用新科学。在方法论上，作者由此提出同质分析、相互制约、系统有序等原则，选择思想性重于技术性的研究道路，并明确提出“科学分析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的方法，演绎出“从符号层面入手在言内语境中解读字面意义再向言外语境扩展，借助语义氛围推导会话寓义，联系交际主体，推导交际意图”的言语意图推导三步骤，自觉把言语交际学的建设目标锁定在为母语交际和教学提供服务上，使得言语交际学“妾身未分明”的面目在平实而明确的定位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廓清。
重构不仅是表面框架方面的简单颠覆，更是一种内涵方面的科学建构。学术的回眸与反思，如果没有理性的科学哲学为指导，不能清醒地对自己的求索路径加以矫正，在调整自己的学术理路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新思潮的诱惑与误导。在这次重构之中，刘焕辉先生清醒地认识到，借用西方语言哲学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不是全盘照搬，也不能过于理论化地追求语言行为的抽象模式，而仅是术语的借用，是立足于汉语交际的实际情况和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所进行的融合与创造。作者明确提出自己所理解的言语行为，是一种“有目的地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确切地说，自己所具体研究的是话语的施事功能所体现出的各种言语行为方式。把语言和言语当做一种行为来研究，突出交际主体的行为能动性和学科的社会实践意义，这是作者在修正语言观方面从盛极一时的西方言语行为理论中获得的最大启发。作者把言语行为表述为“言语意图—语用手段—意图效应”三者不可或缺的完整过程，不忘坚守言语交际学的立场，并深化原有的语言动态观，明确提出研究言语交际中的话语及其措辞策略，不是静态地研究话语本身与内容，而是结合意图与语境，从行为的角度研究话语的施事功能。这就使本来就属于社会现象的语言使用研究走出抽象而深奥的“学术殿堂”，更能贴近日常生活了。
(作者单位：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8-24 10: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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