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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术语使西方困扰的原因除了这些术语本身的特点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世界见得太少，若不能直接续原文，就只能借助于翻译，然而到目前为比，还没有稍微系统的西文工具书可参考.就笔者所见的材料来看，宇文所安在其《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对中国文学术语的介绍虽然不是太多，但其解释和翻译却是在众多论著中最为贴切的。
如前所述，许多西方汉学家显然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学术语而对中国文本时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若套用西方文学术语对中国文本进行解读是不得要领的，反之亦然。诚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院长余宝琳(PaulineYu)所指出的，“在受到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文学专家中，很少有人能避免不采用从欧洲文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术语。人们毕竟要从某种词汇开始。然而只是在过去的儿年中，人们才对那些最明显不过的中性术语的文化界限本质有所意识。例如，刘若愚就曾告诫说，不能将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标准套用到中国文学中去;我本人也曾作出过尝试，力图表明中国诗词中被称为隐喻与寓言的东西所基于的一整套哲学假定，与欧洲传统中所产生的术语所基于的假定是完全不同的。”[13]
目前中国学者也己认识到，在进行中闰文学文本的解读时，若完全采用西方义学术语则会产生许多问题。例如“浪漫王义”这一西方术语在中国可谓是“中国化”的典型。许多人已经不觉得这是一个外来术语了。然而浪漫主义这一思潮是在人们称之为“社会毒化环境的侵扰”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对某种更为内在的东西，即精神的渗透的意识。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将社会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这一变化是永久性的，诚如许多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所陈述的那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梭本人首先指出了可能由社会给个人形成的压力所带来的危险性。这受到浪漫主义者的赞同，浪漫主义恰恰追求的是对个性的推崇。因此，浪漫主义对自然的热爱并非是单纯对景物的倾心，而是试图将自然人格化所作出的尝试，并以此来取代人将自己视为机器的一部分的观念，乃至将世界视为灵魂的扩展。换言之，浪漫主义对自然的崇敬是对日益上升的都市化的反思。浪漫主义作家以有机发展的方式对自己和世界加以想象，这实际上是清晰地看到了所有生命体的有机过程的终点就是死亡。因此他们害怕这一奇特的现象，人类意识不过是无意识宇宙的无意义的畸形现象。[14]那么，若将中国唐朝诗人李白简单界定为“浪漫主义”诗人而介绍给西方世界，西方读者对此产生的误读是不言而喻的。
叶嘉莹先生在介绍某些可以运用到中国文本的西方批评术语时就指出，“从上面我们所举的西方这些批评术语(即‘明喻’(simile)、‘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象征’(symbol)、‘拟人’(personification)、‘举隅’(synecdoche)、‘寓托’(allegory)、‘外应物象’(objective correlative))看起来，中国的‘赋、比、兴’似乎太简单了，但是西方近代文学批评中所产生的新奇变化，五花八门的新名词，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却已经早有作品实践过了。可是反过来讲，我们所有的，他们并不全有。即如上述/又种西方批评术语，用我们的‘赋、比、兴’中的一种就概括了，那就是‘比’。这八种术语都是先有情意，然后安排如何以形象表现的技巧和方法。而西方的诗歌理论中却根本就没有相当于我们‘兴’的这个字，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兴’这种写作方法，在西方，一些诗人也通过描写大自然的景物来表达感情，但他们却没有相当于‘兴’的批评术语。这可以说明他们的诗歌理论更重视安排的技巧，而中国的诗论则更重视兴发感动的生命。而且西方诗论比较重视从‘一本’所化出的‘万殊”而中国诗论则似乎更重视‘万殊’所由来的‘一本’。这可以说是中西方诗论的传统在本质方面的一点差别。”[15]换言之，中西双方的文论均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内含， 任何一方都不能将自己传统的东西作为一种普遍性法则去界定他者。
然而，今天的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却存在着大量的、未经充分消化吸收的术语化操作，即“术语轰炸”现象。一些论述全然无视东西方各自传统中的文化及学术背景而在写作中硬性套用异域“新”术语，这种空泛的架构由于缺乏对文论致思方式的真正了解，因而也很难引起学界的关注，同时也不会形成与西方学界的有意义的对话。而一些西方汉学家所受到的训练或依据翻译选择中国文本的材料时，亦在论述中国文学及文论中不自觉地套用某些西方术语，导致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曲解。这一点已被中外学者所认识。布朗大学的利维在评述苏瑟的《中国美学的问题》一书时就对作者在采纳术语的方式上提出了批评，’‘作者未能采纳中国本身的一些术语，而中国的基本术语有助于界定中国与欧洲美学的差异，但这些术语还没有适当地开发出来。”[16]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史华兹(Benjamin Sehwartz)在其名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指出，“当我们不加考虑地将现代西方范畴运用到中国古代文本时，我们无疑难以断定逐字等值的存在。如若认为对术语这类词可以随便采用而不考虑其在中西方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的复杂性，那对比较思想领域来说，就只能是一种障碍。然而相反的观念，即认为这些词汇完全不可使用，也同样是‘文化束缚’(culture一bound)。一个中国术语的语义范围或许在事实上与西方术语的语义范围是部分一致的。与其争论诸如‘宗教，之类的术语是否适用于中国，或‘道’是否适用于西方，还不如尽可能地对在独特语境中对这类术语独特的使用加以注意。”[17]季羡林先生则直接地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18]
由此看来，对中国文论的建设工作不仅包括对传统文论的梳理和转换，而且应当包括向西方的译介，在真正地理解东西方的基础上，超越狭隘的民族本位思维方式，在互为主观和双向互动的方式中寻求激发中国文论中若干元命题的内在精神和价值，使这种传统面向现代开放。而这一具体的工作已刻不容缓。虽然西方学者已经在着手进行这项工程，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本土学者对此作出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与之进行实质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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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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